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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生活（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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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话，所以和同学们的联系都是面对面进行的。而小纸条或者信件是不敢随便送的，谁知道会不会落入神通广大的老师手中？不过我们也交笔友，也写写交友信什么的。90年代初，上海的电话普及率还不高，初装费很贵，大概要3000元，后来还曾飞涨到5000多，再后来就又一点点回落下来了，到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初装费了。有了家庭电话，它就成为当时同学间最好的交流工具。逐渐地，同学们家里都装上了电话。后来，等我们20岁的时候，BP机开始盛行。此时的70年代人正处于最爱追随潮流的时候，我们拥有了数字机，用一串串“5201314”之类的“密电码”表达自己的心意；没过多久，数字机不稀奇了，有钱的、业务繁忙的立刻换上了中文机，我们不再需要背那一长串的数字，而是可以用文字表达了。一时间，BP机的“嘟嘟嘟嘟”声充斥了整个世界。在我们庆幸世界上有BP机这样先进的通讯工具时，我们已经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可以砸死人的大哥大了。等到了1999年的时候，我们周围已经有一批人拥有手机了。仿佛在一年里，突然已经没有什么人用BP机了，而手机也慢慢成为了生活必备品。现在，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它已经发展到我们过去从未想到的程度。而就在我们把手机换了又换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过去我们认为的奢侈品、高档品，现在已经是连小学生都不稀罕了。我们感叹这个时代的发展是多么的迅速，迅速到让人快要看不懂了。 张娜生于1973年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寝室里还没有电话。所有的电话都是先打到楼下值班室，然后值班室的阿姨会大叫一声：几零几，某某某。于是整幢楼都会知道有人给你来电话了。后来听其他学校的同学说他们安装了有线入寝室的小话筒，只要楼下值班阿姨轻轻一拨按钮，告诉你：几零几，某某某，就可以了。当时真是羡煞我们了。当时也不是什么电话都可以打长途的，大学里外地的同学很多，他们如果要打长途电话，就要走到学校门口的专门的长途电话站，还要常常排队。每次碰到节假日的时候，那个队伍好长呀，而我总是暗自庆幸自己还好是名本地生。等我的表弟表妹进大学的时候，寝室里早就安装了201电话，可以在寝室里自由通话，也可以打长途IP电话，再也没有人打搅你的隐私了。表弟还把家里的电脑搬去寝室，刚开始时是用201电话拨号上网，现在宽带也进入了崭新的学生公寓，真让人羡慕啊。 朱晓芳生于1976年 童年学习生活之未来的选择我们经历的岁月，交织着一个又一个变革。从出生开始，70年代末期正值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这一年代的一些人，很幸运地成为了独生子女。现在提到独生子女，实在是平常不过了，可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看着别家的兄弟姐妹热热闹闹的，怎会不感到孤独呢？我们渐渐长大，上学了。小学是五年制还是六年制？这个问题又困扰我们。有的小学五年毕业，有的则是六年。上了中学，我们当时很自然地想，初中毕业考一个中专学校，就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踏踏实实地生活，不必和千军万马去挤那独木桥。于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乏成绩佼佼者，走进了中专的校门，但几年以后，原本的中专生又不得不接受成人继续教育，原因只有一个，文凭太低。如今的大学生都一抓一大把，“中专”曾经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有干部身份、稳定工作的学历，如今已没有那么可爱了。读大学是我们许多人的梦想。“十年寒窗”后当我们拿到大学通知书时，我们却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快乐。因为高考制度改革，让我们70年代中后期的孩子，从过去的公费生变成了收费生。一年几千元的学费，与以往相比是那样的惊人！我们度过四年快乐的大学时光，到了毕业分配，我们又犯了愁。因为毕业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学校已不再包分配了，起先是双向选择，后来索性是自己找工作了。总算工作了，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保险箱”的国有单位，却又成了“下岗”一词的制造者，我们“有幸”又赶上了这一拨。当我们再次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蹉跎了不少岁月。可以说70年代出生的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生活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而社会的发展又几乎让我们无所适从。在学校接受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脱离现实的教育，是抹杀个性的“标准化”应试教育，被灌输的是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的观念。但成年之后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十多年培养的理想主义观念，已经与现实的社会格格不入了。我们没有能够赶上像60年代的人那样的创业机遇，却又必须面对来自80、90年代人的竞争。书本来不及更换，我们的思想也来不及转换，所以我们这代注定是迷惘的一代，所学与所用完全脱节，只能靠自己慢慢地摸索人生的道路了。我们可以算是最后一拨告诉自己要有理想、有信念，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建设”四化“奋斗的人。过去我们写作文，开头必提“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或是“改革的春风……”，结尾总是“立志要成为四有新人，为建设四化而努力奋斗！”而现在的我们，在获得了一张又一张学位证书和职业技能证书的同时，却愈加频繁地陷入了对常识的茫然中；我们广泛地涉猎各类知识，却越来越缺乏对外界事物的准确把握和判断。我们正处于人生最黄金的年龄，但我们还在彷徨着…… 王重生于1974年 我们是理想教育下的一代。相信大家小时候都写过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当时我总是写道：我要当一名科学家，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实不只我这样，我们这一代在作文中表达的理想就是长大要当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家……凡是提到理想都是“××家”，不似现在的孩子都要当“××星”。因为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科学家们成功的故事，父母们也总是教导我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天才来自99%的汗水和1%的灵感”之类的道理，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要努力学习，长大可以报效祖国。但踏上社会才发现，许多事情都与我们以往被灌输的有所不同，我们离理想越来越远，我们的奋斗目标越来越模糊，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越来越快地瓦解。虽然我现在也在忙忙碌碌地工作，是辛苦上班族中的一员，但每一天都重复着相似的生活，让我觉得茫然。 孙飞生于197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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