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咖啡店之歌(75)_朱少麟

七五

　　“那么你知道台湾了？”马蒂问。她在两天前已经告诉何内她来自台湾，但那时候马蒂对这个黑人的地理观并不抱任何期望。

　　“知道。台湾跟马达加斯加很像，双胞胎。台湾是好地方。”

　　远方路的尽头有些尘烟，他们爬到木栏上眺望，看到只是牧人赶来了一群羊，两个人又坐下，继续用蹩脚的法文闲聊。时间的河，慢慢地淌流，快要是落日时分了。

　　原来，这里的人，读过点书的，有点文化的，都知道台湾。这里的人，生活在苍茫原始的阔野中，厌烦了这种宽广和疏荒，因为自己错过的彩色的、紧凑的、痛快滋味万千的都市文明而遗憾了，他们就梦想另一种人生，他们梦想着台湾。

　　隔着赤道，隔着很不可能对换的人生，这里的人和那里的人，遥远地对望。

　　太阳落到地平线了。一天又尽。这里是直射阳光的最南界，每年太阳回归北照的地方。马蒂和何内坐在木栏上头，眼前有两只沉默的驴子为伴。两个人都沉默地望着夕阳。

　　瑰丽的日落，看起来和台湾一样，而这里是南纬二十二度半。

　　可怕的黎明

　　台湾。台北。才刚是破晓时分，街头已开始车声繁忙。

　　吉儿拿钥匙打开海安的大门，屋内的帘幔都拉上了，一片黑暗。吉儿打开大灯，惊醒了落地窗前床垫上的人。

　　“海安，快起床。”吉儿朗声说。她拍了拍手掌。

　　海安从被褥里撑起上半身，他的身旁还躺着两个长发的女郎。一夜的厮缠，这两个女郎满脸的慵懒凌乱，可是还看得出她们出色的容貌风华。这显然是一对年轻的双胞胎。

　　“天亮了，你们也该消失了。”吉儿冷冷地说，“海安，付钱。”

　　女郎们走了，海安还裸着上半身。他不太快乐。

　　“小梅在半夜里联络我，藤条出事了。”吉儿说。

　　“怎么回事？”

　　“标会公司恶性倒闭，藤条这个大白痴，拿人头给公司用，现在已经被收押了。我们得赶过去看看，小梅快急死了。你穿衣服，我下去拿车，我们楼下门口见。”

　　吉儿一阵风也似的又出去了。海安还坐在床垫上。

　　黎明时分，他最恨看到的黎明，吉儿却在这时候吵醒他。

　　帘幔外的天光，穿透进来一丝丝玫瑰色的细芒。海安点一根烟，他并不困，只是不快乐。这破晓时分的曙光，就像匕首一样，那么锐利，那么无情，插进了海安的心脏。

　　这是一个怕黎明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回忆，人的心也许就不容易受伤。回忆是个磨砂的放大镜，美丽的，会更加美得无法捉摸；可怕的，却益发狰狞，而且狰狞得不可追究。所以海安从来不愿回想起那个黎明。

　　三十年前，婴儿海安在那个黎明里醒来，东方一片玫瑰色的曙光中，他转头看见哥哥，婴儿海宁，死了，僵了，永远地弃他而去。海安并没有哭，从他诞生那天，和海宁交缠的脐带被残酷地剪断时开始，他就永远失去了哭泣的能力。

　　海安起身穿了牛仔裤，抓一件上衣，胡子也不刮，就开门出去。

　　新秘书

　　新来的女秘书用湿抹布和稳洁擦桌子。桌子上厚厚的一层灰，显然很久没有人用过了。她擦完桌子，把领来的文具排列在桌上。

　　刘姐抱来了一大堆卷宗，对新秘书温柔地笑笑，开始一件一件交接秘书工作。

　　“不要紧张喔，陈博士人其实很好相处。”刘姐说，“真高兴你来了，这个秘书工作我一兼就是两个月，都快忙死了。陈博士用秘书很挑的，宁缺毋滥，总算才挑到你。”

　　一个下午，才交接了不到一半的工作，和刘姐约好明天继续交接。下班铃响过了，新秘书还很勤奋地整理着桌面上的卷宗。她在案头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都是英文，写着“我的提示单”。

　　单子上这么写着：1．上班的第一个小时从事思考性工作。2．午休前与下班前各整理一次工作日志。3．每天赞美三个人。4．撰写企划案时，一次不超过一个小时。5．每周阅读完两种刊物（附公司订阅刊物一览表）。6．绝不，绝不抱怨。7．每周与不同部门同仁午餐三次。8．每月整理一次工作进度量化表。9．最讨厌的事最先做。10．星期六是从事规划性工作最佳时刻。11．永远比预订进度早一步完成工作。12．工作难于取决时，假想：如果我是老板，我会如何想？13．公司的利益在部门的利益之上。14．随时随地保持笑容。15．我到底在做什么？最后的这条，笔迹很凌乱。

　　我到底在做什么？这个年轻的应届毕业生困惑了。她思考片刻，把单子撕下来，在原先的位置贴上了一张精神标语。总务部送的，都是些印在塑胶卡上的励志小语，例如“Quitters never win and winners never quit.”之类的话。她以自嘲的心情挑了一张：“I fight poverty so I work．”

　　我向贫穷挑战，所以我工作。

　　新秘书满意了。

　　海安没有醒来

　　看守所墙外种了一排波斯菊，熟透的橘子红色在阳光里招摇。今年的春天似乎很短暂，一转眼，夏的气息已经来临。榕树上一只性急的蝉唧唧鸣叫几声，歇一会儿，正待再发音，四处应声和鸣的蝉嘶已掀起了热闹的大合奏。

　　这天不是假日，申请面会的手续很快就通过，海安、吉儿、小叶、素园，和怀抱着乐睇的小梅在警卫的引领下，进入了空荡的面会室。

　　会面的方式和电视上所见不大相同，既没有玻璃隔墙，也没有电眼监视器，警卫在墙角的椅子坐下，看起来挺有耐心。整间面会室像是搬空的小学教室，只是窗上都加了铁栏。门推开，藤条走进来。

　　大家默然对视。藤条只是憨憨地笑着，他接过乐睇抱在胸前，又把他的脸埋进乐睇的襁褓中。

　　整个案子已经进入审判期，这个标会公司的猝然倒闭，牵连受害人高达四五千人，社会上一时蔚为奇闻。参加标会的会员所缴的会款累计到十几亿元，除了极少数得标会员领走的钱之外，所有的资金流向一直是笔糊涂账。公司几个主事者在事发之初都已走得不知去向，只透过一个口风极紧的律师，发出十几次前后矛盾极多的安抚声明。受害人组成了自救委员会，和公司展开马拉松式的缠讼。头裹着夹克的藤条，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会计师，成了新闻报道里出现的熟面孔。

　　藤条从来没有这么出名过。

　　两个月下来，这则超热门新闻已经渐渐转淡，藤条在镜头前明显地消瘦了。他虽然从来不是公司的核心主管，却拥有业务副总裁的头衔。这个让藤条自豪极了的职位，现在却变成了众怒所向的箭靶。

　　小梅并不觉得他可恶。甚至他们所有的财产都遭到了扣押，迫得小梅只好搬回娘家住，她还是不在乎。小梅的娘家碰巧很富有，富有得不介意养她们母女一辈子。小梅在娘家安顿了下来，过着几乎更宽裕的生活。她从像乐睇那么大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富有。也许，要不是因为她来自富贵之家，藤条也不会中了邪一样地赚钱，赚到连公司要出大问题了还不抽手，结果变成了一只来不及逃走的过街老鼠、代罪羔羊。是这样的吧？如果这么说，那藤条还真可怜，小梅今天早上吃火腿蛋的时候这样胡思乱想，连家里的佣人端来了咖啡她都没发觉。

　　“听说官司还有得打。”吉儿打破了沉默，“要撑下去。”

　　“不公平嘛。报纸上说连法官也觉得你是代罪羔羊，看他准备怎么判。”素园说。

　　“不用等判决，早知道答案了。”藤条倒是表现得很洒脱，“律师说，大概会判六年，减掉扣押期，还有假释，七折八扣下来，最多关四年。”

　　“才四年嘛，四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小叶鼓励他。

　　“至少，我终于找到一个不用争地盘的地方了。”藤条接过海安递过来的烟，抽了一口。

　　“想得美，监狱里的地盘之争才原始，才叫激烈。”吉儿快人快语一如往常。

　　“你说的是这个？”藤条曲起上臂，绷起雄伟的二头肌，他说，“那我们瞧瞧，谁来当老大。”

　　是的，藤条是非常魁梧的。只是很奇怪地，长久以来，大家都忽略了他在这方面的优势。

　　面会结束的时候，藤条攫小鸡一样地紧紧拥抱小梅。小梅嫣然一粲，送给藤条一朵波斯菊。鲜艳的橘子红色的波斯菊，小梅在看守所的铁窗外摘的。

　　藤条巨大的手掌，紧紧握住这枝梗纤弱的波斯菊。

　　离开看守所，素园和小叶搭小梅的便车回台北城，小叶要开店，而素园还要继续上班。吉儿今天搭海安的车。

　　“我们先不回去好吗？”吉儿问海安，“到海边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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