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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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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死的时候,她仿佛一夜之间瘦了许多,憔悴了许多,或许是灾难来得猝不及防,对她的打击太大吧,当时我们见到她的时候都不敢相认。 可这才多久呀,她又青春焕发,身段愈来愈漂亮了,脸蛋愈来愈水灵了。 她从吴处长那儿受领开家长会的任务后,显得异常的高兴,袅袅娜娜地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儿子学校的家长会几点开,我儿子叫什么名字,在几年级几班,坐在哪一排,长得什么样子。我告诉她九点半开始,儿子叫秦根,在五年级五班,具体坐在哪排哪号我也不清楚,不过嘛长得和他老子一模一样,你一见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我。 金巧儿被我逗笑了。金巧儿的笑很迷人,金巧儿的丈夫死后,一直就失去了这种迷人的笑,今天她仿佛又找到了这种笑的感觉。 说起来,金巧儿也称得上是个事业型的女性,与丈夫结婚这么多年,一直都以事业为重,没有替丈夫生个孩子。她曾经与丈夫订下君子协定,一定要等到事业有了成就之后,再考虑要孩子。她的所谓的成就,也就是能够走出她原先的那个小小的城市调到她现在所处的这座大城市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拼命地工作,广泛地交友,然而,在她的愿望刚刚实现之际,万万没有想到却永远地失去了丈夫,最最遗憾的是,竟然没能给丈夫留下一条根。 今年春节,她认为要孩子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为了实现自己对丈夫的承诺,他们俩团聚在一起,放下包袱,翻云覆雨,可不知是时机不准还是火候不到,也不知是力不从心还是不得要领,总之他们没有造就出他们希望的生命的结晶;本指望在情人节里,两人再次大显身手,使得梦想成真,然而,苍天无眼,竟让他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金巧儿与我老婆年纪相当,我想,她要是当初一结婚就要孩子的话,孩子也许可以与我的儿子成为同学了。 家长会由金巧儿代劳之后,我就正式开始准备市长要的汇报材料。我首先把领导们的意图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然后又到各业务部门去收集工作进展情况和发展趋势,找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和能够叫得响的成功的工作经验,又翻了翻最近的报纸,尤其是最近省里市里领导们的工作行踪,大政方针,还从各报的评论员文章中摘来一些观点,草草地列个提纲,让吴处长过目,得到吴处长首肯之后,我就关上办公室门,开始对着电脑噼噼啪啪写起来。 我刚刚写个开头,电话铃响了。等我拿起话筒喂了一声,电话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断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脑面前,寻找先前的思路。思路还没找到,电话再次响起。我不得不再次拿起电话。 喂! 没有反应。 喂,喂! 还是没有反应。 喂喂喂! 电话又断了。 显然,是谁在搞我的鬼。我气愤地把电话线从电话上扯了下来,发誓不再接任何人的电话,一心一意写材料。 回到电脑前,我的心情很乱,尽管自己强迫自己一定要安安静静地写好这份材料,可实际上根本没有情绪。我坐在靠背椅上,闭上双眼,想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这时候有人敲我的门。我打开门一看是我的同事刘文进——刘副处长。 我们办公室一共两个副处。刘文进比我小三岁,在我后头两年提副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文秘专业,笔头子上也很有两把刷子,不过这个人最近两年却不大爱写材料了,只肯草拟一些简单的通知之类的公文,要么就是对某些材料提些观点和看法,让下面的科员去写。大的重要的材料,吴处长找他不着,一般就来找我。 刘文进不愿写材料,主要是因为过去写材料遭到了一些领导的批评,说他写的材料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我也经常遇到。因为我们的顶头上司太多了,他们的思想不统一,我们就很难把他们的意图全都反映到材料里面去,总会出现挂七漏三或者忍痛取舍的情况。比如我在当主任科员的时候写过一份材料,领导们事先也没开会研究一下,几次要研究,领导都到不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领导们时常要下基层,各种名目的会议又多,应酬又多),于是市长就指示先按他的意图写出来再说。我加了几个班,熬了几个夜,洋洋洒洒写出来了,就从下至上一级一级报给领导们审阅。逐级上报这是规矩,否则人家说你不尊重领导。我按副处长们的意见修改完毕再给处长,又按处长们的意见修改后呈秘书长,再按秘书长的意见改后呈各位副市长和市长,稿子在长途旅行中被砍杀得鲜血淋漓,可最终回到我手上定稿的时候,其实并没多大变化。往往是副处长把我的正确意见改掉了,处长又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挥,各业务部门站在自己的角度强调了一些废话,副市长们高瞻远瞩加了些原则性意见,到市长那里,还是回到了当初他给我的意图。市长把改后的材料递给我的时候,眉头拧成两个疙瘩,很不高兴地说:小秦啊,你怎么就不了解我的意图呢? 我无言以对。我要是极力辩解的话,肯定要得罪一大批的领导,为了一个,打击一片,我可犯不着! 市长又说,小秦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写材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写好的,要多向老同志请教啊。 我说是啊是啊,一定请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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