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上清寺(114)_罗渝

一一四

　　“那他的财产来历很清楚啊？”我说。

　　老曾关上书，说道：“李家的在购买了鹅岭后，财产不减反增，好象更富了。重庆商界就有传言，说是李家在修建礼园时，在鹅岭地下挖了宝，而且一时半会还挖不完。后来所以就养了老虎在虎岩的洞里，保护地下的宝藏。”

　　“明白了，怪不得孔二小姐要派徐中齐去鹅岭寻宝，一定和这个传言有关系。”我恍然大悟，进入最接近老蒋的地盘去寻宝，一定充满了危险吧，小敏的爷爷在诗里第一句举杯饮酒，也许是为了壮胆。

　　“其实，我觉得李家用不着靠什么藏宝，已经足够富了。李家经商，向来善于利用政府资源，庚子年的时候，八国联军侵扰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李耀庭资助她大量银两，慈禧后来回北京给了李家不少封赏。在辛亥革命时，李湛阳为国民政府出了大量的资金。这些情况都说明李家在经商的水平上，不是一般的高。对了，李家还投资过媒体，宋育仁创办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张报刊《渝报》时，就是李家给的钱。”老曾喝了一口茶，说：“所以，我觉得说李家挖藏宝得财产并不可靠，倒是听说这个事情去寻宝的人有点多，搞得李家伤脑筋，李家在修建礼园时请道士看过风水，非常担心挖宝破了风水，因此养了老虎来吓人，求个清静。”

　　“如果地下无宝，那么，小敏爷爷诗中提到的‘珠玉金’又是哪里来的呢？”我不太认可老曾的说法。

　　“我只说李家的财产不是来源于藏宝，并没有讲鹅岭没有宝藏，这是两回事情。”老曾不紧不慢地讲：“宋代以来，关于鹅岭藏宝的传说就有，还记得佛图关那个挖掉夜雨石的明朝总兵刘时俊吧？他就是一个寻宝狂、摸金校尉，在他驻守佛图关期间，不知道在重庆挖出了多少东西。”

　　我暗自笑起来，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也成了刘时俊的同行。

　　“曾叔叔，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刘时俊挖了宝，没有带走，留在鹅岭了？啷个可能哟！”潘天棒不相信。

　　“莫急哈，听我讲。刘时俊在重庆灭了奢崇明的叛乱，本来是立了大功，但部队中有监军想冒他的功，就抓住刘时俊经常半夜出门寻宝这件事，说他通敌，直接把刘时俊送进监牢，押到了北京关起来。因此，刘时俊如果寻到宝物，是不可能带得走的。后来刘时俊在北京平了反，恢复官职，却再也没有来过重庆。鹅岭这里到佛图关都是兵防重地，他又吃过一次大亏，他是一定再也不敢来起他的宝了。所以我认定，第一，刘时俊肯定在鹅岭有东西留下来；第二：小敏爷爷寻到的东西，多半和刘时俊有关系！”

　　（八十一）

　　露台上夜风乍起，天气有点冷了。

　　11号图就要解开，大家都很兴奋，决定第二天白天去鹅岭寻访，虽然露台上有点凉，还是聊到一、二点钟才各自入睡。

　　一早起来，是一个晴天。我在办公室忙着处理公务，还没有到中午吃饭时间，潘天棒就载着老曾和小敏来上清寺接我了。

　　“老罗，快下来，去鹅岭搞着！”潘天棒在电话里很兴奋。

　　来到鹅岭公园，从停车场出来到大门，有许多老人从大巴车上来公园，正在门口热烈地聊天。

　　老曾一进大门就直接向虎岩方向走，一边走，还一边担心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不知道虎岩那里有没有办法进去。”

　　虽然不是周末，公园里却依然人来人往。这里已经成为重庆退休老人的天堂，喝茶的、跳舞的、放鸟的、遛狗的还有打太极拳的，从大门入口广场直到上山沿路平台，到处是高高兴兴的老年人。

　　沿着石阶上行，老曾突然在路边扯了一把鲜花，向岔道走去。我指责道：“老曾，你这可不对哈，破坏公物也还罢了，可你都60了，还采路边野花，会把我们这些小朋友教坏的。”

　　老曾嘿嘿笑着没有答腔，埋头向右上的一个平台走去。平台上是一个纪念碑，碑上刻的是“志愿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苏联军官，司特诺夫、卡特诺夫烈士之墓。1959年立。”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碑前瞻仰。

　　老曾把花放到墓碑前，向碑鞠了一躬，然后才回头告诉我们：“我每次来这里，都要给他们献个花。”

　　小敏好奇地问：“曾伯，是不是他们救过你和你的家人？”

　　老曾摇摇头说：“这倒不是。抗战时期，苏联曾经派了一千架飞机到重庆，以志愿兵的名义参加保卫重庆的空战，如果没有这些飞机，重庆在大轰炸期间还要死更多的人。由于这两个飞机员死得太冤了，所以我给他们献花。”

　　“怎么个冤法？”我追问道。

　　“冤之一，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在弹子石长江一带，当时并没有死，是救援太慢淹死的。空军死在水里，所以很冤。”老曾又指着墓碑上的俄文讲：“这个卡特诺夫的俄文写错了，写成了卡特诺娃，成了女人的名字，此为冤之二。”

　　潘天棒惊奇地问道：“曾叔叔，你居然还懂得俄文啊！”

　　我说：“这个有什么奇怪，老曾他们这一辈人大部分学的外语都是俄文呢。我奇怪的倒是另一点，这两个飞行员牺牲在长江里，为什么墓碑却在鹅岭？”

　　老曾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当年苏联飞行员主要是在万县阻挡日本飞机。”

　　碑前那位白发老人转过身来，插嘴道：“说得不全对，1938年和1940年，他们两位是在重庆病死在仁慈医院，医院安葬他们在袁家岗左侧山头，后移至袁家岗至石坪公路右侧，因修袁家岗到石坪桥的公路，1956年移到江北杨家花园的陵园墓地，但是那里的墓地太狭小，政府觉得长期安葬国际烈士不当，1959年的时候，经重庆市委决定才迁葬到这里。淹死的飞行员另有其人，万州有一个库里申科烈士墓，是他们的大队长，才是牺牲在江里的。他在战斗时发动机出问题，降落在长江，但他体力不支，游到岸前淹死了。”

　　这个老人看起来比老曾年龄大了许多，但腰板却挺得笔直，可能以前是位军人，说话不容置疑。

　　“发动机中途出问题？那是装备太差了、飞机的质量太歪了，是不是中国造的？”潘天棒是一个军事发烧友，忍不住接过话头。

　　白发老人瞧了瞧了潘天棒，讲道：“小兄弟，那是苏联的飞机。中国那个时候只有91架可以用的飞机。苏联飞机虽然比中国的好得多，但还是不如日本，所以在空战中很被动。到1939年后，苏联战场吃紧，援华的志愿兵空军就撤走了。”

　　“对！”老曾说：“40年以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就疯狂起来了。如果苏联空军还在，重庆大轰炸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潘天棒问：“那个时候，还是美国的飞机最好吧？”

　　白发老人讲：“当然！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成立了一支专门的空军部队，用的都是美国战机。他们在云南、缅甸打空战，把日本打得灰头土脸，主要原因还是飞机制造技术水平更高。因为连战告捷，重庆的老百姓把这支美国援华空军称为飞虎队。领导飞虎队的那位陈纳德将军离开重庆回国时，蒋介石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派车去接他，但在路上就开不动了，因为给他送别的重庆人太多，把沿途的路全部塞满了。老百姓最后是把这辆车抬起来走的，还绕了好多弯路，抬上一个个石阶，陈纳德才到达主席台。那时的报纸上讲：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人心！其实啊，我看陈纳德之了不起，是因为他在中国呆了八年，一直努力帮助中国人抗日。但中国飞行员素质并不差，爱动脑筋而且更亡命！40年的时候，一帮中国飞行员发明了用小降落伞丢炸弹，在空中引爆的战术，那段时间，这些中国飞行员用这个办法把日本人打得很惨！如果当时中国军队有和美国质量一样好的飞机，我们一样会取得飞虎队那样的战绩！”

　　潘天棒悄声在我耳边说：“其实我小时候的人生理想，就是造飞机。”

　　我嘲笑他道：“怪不得中国空难那么少，原来只是因为你搞旅游去了，幸运啊！”

　　我们和老人一起从纪念碑下台阶，老曾又问道：“听说陈纳德走的时候，很多在重庆的文化名流给他送礼物，是不是有这回事？”

　　老人白了老曾一眼，似乎觉得在这种地方讨论这样的话题很意外，顿了一下，却笑起来：“是啊，陈纳德喜欢中国文物。那个欢送会上给陈纳德的礼物堆成了山，好多都是玉器和古玩！最值钱的东西是中国现代国画的代表作，徐悲鸿的《八骏图》！”

　　讲完，老人向我们挥挥手，告辞走了。

　　老曾带着我们继续向虎岩方向走，一边说：“传说当年陈纳德非常喜欢徐悲鸿的《双鹫图》，蒋介石给徐悲鸿做工作，希望能把这幅画送陈纳德。但那幅画徐悲鸿看得比命还重，自然不会给的。原来最后陈纳德拿到的是《八骏图》啊，也起码值上几百万上千万的！”

　　《八骏图》在中国现代国画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到现在许多工艺品商店还拿这幅图作题材，各种各样的仿品层出不穷，没有想到真品却早去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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