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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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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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