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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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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霞整个下午都坐在办公室愤愤地敲打键盘,她把一份与客户要签订的英文合同写得别别扭扭,每一个字母都是曲莉莉的影子。她一遍一遍地看表,一趟趟地跑卫生间呕吐,一身海蓝色的职业套裙被溅得斑斑点点。从17楼的落地玻璃窗望下去,岸边浊浪滔天,连海水也烦躁不堪。办公桌上一只透明玻璃杯里泡的德国水果茶已经脱了色,紫红色的樱桃果肉变成了惨白色,水渍渍的杯底正压在一本ELLE封面的美女脸上。徐海霞喝了一口乏味的水果茶,瞟了一眼水浸美女,那日本女人正在笑,露出一口带着水分的白牙齿。

  整治曲莉莉得先从她妈张桂云开始,她想。

  54岁的张桂云和她婆婆徐焦氏是1990年之后才住到一起的,据妹妹徐海燕从她妈那里听到的原因是,她奶奶曾是上海商人徐维礼的二姨太,从20多岁起就守寡,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1970年为逃避遣返乡下,大学毕业的徐治国娶了三代纺织工人出身的张桂云。

  结婚第二年,正怀海霞的时候,徐治国出了趟远差回来,三个月没见媳妇,少年夫妻自然相思难奈。但徐焦氏等儿子一进门,夺下他的旅行包,一把就拉进了她屋里,母子俩硬是聊了一夜。张桂云来叫了三次,老太太连门都不开,在屋里就放出话来了:“叫大国歇歇吧。出差刚回来,你先急得什么似的,女人家不好这样的,你也该爱惜爱惜他的身体。”

  第二天一早,徐治国打着哈欠从他娘屋里出来时,发现张桂云不见了。不但人不见了,连结婚的家具也不见了,甚至窗户上的半截窗帘都不见了。结婚时新糊的仰棚被撕得一条一条的,纸上印的鸳鸯残缺不全,让风一刮,“刷刷”地撞来荡去,简直是见了鬼。他顿时吓得脸变了色。

  徐焦氏毕竟见过大世面,她一挑门帘出来,一边给儿子打水洗脸,一边不慌不忙地说:“儿啊,当男人就得拿捏起男人的样来,等你媳妇来请你吧。”

  果然,张桂云挺着大肚子,眼睛红红地进来了,她说昨天夜里她的6个哥哥已经连夜把他们的家搬到厂里了。“你……怎么这样?日子不过了?”徐治国气得说不出话来,身强力壮身高1米68的张桂云一步跳到跟前,眼却看着徐焦氏,高声大嗓地说:

  “过日子?这日子还怎么过?婆婆不像婆婆,儿子不像儿子,丈夫不像丈夫——徐治国,你说,你想怎么过?”

  院子里的街坊邻居把徐家围得里外三层。婆婆和媳妇天生是冤家,所以媳妇们就点头的点头,帮腔的帮腔。这是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时候,院里铁扫帚队的老媳妇张大嫂带着红胳膊箍大喝一声:

  “张桂云这是革命行动,这是向旧社会的恶习勇敢宣战了。打倒资本家的姨太太!打倒姨太太!”

  在铺天盖地的口号里,徐焦氏从此灰溜溜关门堵窗不敢出门。

  结果家就轰轰烈烈分了。从此徐治国两头跑,受不尽的夹板气。直到1990年,徐治国分了新房,一家人才团圆到一起。张桂云和徐焦氏却早已仇深似海,恨不得话都不说。

  当然,这些故事是张桂云的一面之词,真实性有待考证。怎奈徐老太太对旧事讳莫如深,连她从小养大的大孙女徐海霞都问不出来。到老太太第二次中风时,又找了老保姆杏花,一家六口随着徐治国的官职往上升,房子越住越大。

  1997年,福利分房取消前的最后一次分房,局里要分给徐治国东海路的高层公寓房,但老太太说她在老市北区住了半辈子,现在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从窗口可以俯瞰文革前她住过的小楼,这里千金难买,不搬。这一决策使张桂云至今耿耿于怀。总之,徐焦氏和她媳妇张桂云的战争一天没有停止过,不论住在哪里,30年如一日,丝毫没有改变。

  徐海霞回来这天正是周末。张桂云下午早早地准备晚饭,再过一会儿,小闺女徐海燕就会带着她的大头儿子和她儿子的小头爸爸,浩浩荡荡回来吃饭。

  伺候老太太的老保姆杏花也被张桂云叫过去择菜,一袋子芸豆还没择完,老太太就在叫唤:“杏花,杏花,快来!快来!”杏花跑过去一看,老太太张开嘴一阵干咳,动作夸张而狡黠。她把痰盂递过去吐完了痰,刚折回厨房,还没择两根菜,老太太在那里一声接一声“咳咳”地清嗓子,又是“杏花杏花”叫得山响。

  “嗓子怎么又出毛病了?”杏花问,张桂云在厨房冷言冷语地说:“怕是心有毛病吧。”她撂下手里刮的土豆,一把就把芸豆袋子夺过来,把杏花推出厨房,斜着眼往老太太屋看了看说:“快别没事找事了。”

  老杏花刚走出厨房,正赶上徐海霞失魂落魄地推门进来,几乎把她撞个趔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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