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八下(12)_公渡河

十二

　　13

　　正式成为小学生之前，我开过很多革命的会议。

　　我很小的时候就和妈妈一起开会。

　　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对于出现的种种变化，上面认为有很多话需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群众"，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虽然他老人家那时已经作古，但影响依旧。我虽然只是赶上了大革命的一个尾巴，但这已经让我印象深刻。那时的人们迷恋上了开会。人们拿着自家的凳子，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一边掏耳朵，一边听报告。开会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的，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老百姓的身上，晒得人直犯困。大队干部坐在主席台后面，凑近喇叭，一本正经地使用当地土语，念着报纸和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大家坐在那里，像旱地拔葱一样吃力地提高着自己的革命觉悟。我可以经常眯上一会儿，而别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为了防止自己睡着，有的人偷偷搓毛线，有的人偷偷聊天，还有人掏着耳朵。

　　一种灰色的情绪在人群中间传递，像是孙悟空撒下了一把瞌睡虫。人们似乎都没有为未来发愁，他们似乎认为那是领导应该关心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是革命允许的颓废，你可以什么也不做，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你就会和别人过得差不多。

　　小小的一个村子，分成了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牲口棚，都有自己的小队部，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生产协作。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人们每天扛着工具，从"育红班"的大门口经过。

　　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的热爱集体。那时候，大牲畜的死亡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可以分到肉吃。人们排着队去分煮好的马肉，虽然每家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儿，却也让他们笑逐颜开。其他小队没有分到肉的人偷偷议论着：三队的马死了，咱们队的牛也活不长。

　　作为孩子的我在那匹老马死了之后没有感到丝毫的伤心，相反为分到一碗煮好的马肉而欢呼跳跃。这匹马陪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时光，我经常会在那匹马的身边站上很长时间，看一个额头上长着一个巨大瘤子的老人如何给马换上马蹄铁。他要用锋利的刀，先从马的蹄子上割下一些估计是骈砥层的东西，然后再把新的马蹄铁钉上。这个过程通常可以让我呆上大概两个小时的时光。你可以把那些从马蹄上削下来的坚硬的东西拿回家泡成水然后浇花，虽然那水很臭，但是花却长得格外好。

　　14

　　村子里，沉厚的铅灰色大喇叭无处不在，可以随时发出各种声音。

　　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会和收音机接在一起，传出的铿锵有力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传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中曾根康弘、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等乱七八糟的名称，还会传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

　　大喇叭居心叵测地埋伏在各个地方，随时准备吓你一跳。

　　更绝的是看到许多大喇叭捆在一起绑在电线杆上，像是一种植物的花。

　　灰色的大喇叭像是一只独眼怪兽，或是一个硕大的嘴，栖息在树上，喋喋不休。不过它更像男女生殖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怪物，敞开的子宫口里，一个粗短茁壮的鸡巴。

　　我们有时候喜欢用弹弓裹上石子打那个铁家伙。听到击中的声音，实在是最好的奖赏。不过要学会避开大人。虽然那个东西用小弹弓根本打不烂，但还是会有人站出来义正辞严。

　　老电影就是老是在演的电影。

　　除了看老电影之外，村子里几乎没什么娱乐。

　　那些老电影久演不衰历久弥新，作为一个神奇的文化现象，值得大书特书。

　　每次正式放电影之前都会放映名叫《祖国新貌》的加片：不是反映哪里又建了一座水电站女人在采棉花男人在垒猪圈；就是反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一年炼了多少钢织了多少布养了多少猪；不是反映中国和西哈努克亲王和黑人兄弟的友好交往，就是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寺庙没有佛像没有古代文人墨客没有书院，只有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变了调的音乐。当然也有体育影片。我最喜欢看溜冰的影片，就是一个人在冰上，正滑、倒滑、腾空，很顺畅。她忽然站住，双手抱住头，开始在原地打转，飞快地旋转，像一个陀螺，无比疯狂。

　　直到今天我还对这种东西印象深刻。如果我在溜冰场看到真人这样做，我想我会拍巴掌的。

　　很多男人都喜欢看这样的镜头，看女人挺起的阴阜，猜想它的形状。

　　他们紧紧地看着她的大腿根部，充满不可言表的下流想法。

　　我看得最多的电影是《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除此之外，还有一部《苦菜花》。每次听到《苦菜花》的主题歌，听到那个高亢凄厉的声音，我都能起一身鸡皮疙瘩。

　　正面人物总是相貌堂堂，反面人物总是面相猥琐，叛徒总是阴险狡诈。

　　所有的叛徒都会下场悲惨，他们总是睁大惊恐万状的双眼，伴着清脆的枪声，发出惨叫，血花四溅，让人连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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