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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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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正式成为小学生之前,我开过很多革命的会议。 我很小的时候就和妈妈一起开会。 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对于出现的种种变化,上面认为有很多话需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群众",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虽然他老人家那时已经作古,但影响依旧。我虽然只是赶上了大革命的一个尾巴,但这已经让我印象深刻。那时的人们迷恋上了开会。人们拿着自家的凳子,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一边掏耳朵,一边听报告。开会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的,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老百姓的身上,晒得人直犯困。大队干部坐在主席台后面,凑近喇叭,一本正经地使用当地土语,念着报纸和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大家坐在那里,像旱地拔葱一样吃力地提高着自己的革命觉悟。我可以经常眯上一会儿,而别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为了防止自己睡着,有的人偷偷搓毛线,有的人偷偷聊天,还有人掏着耳朵。 一种灰色的情绪在人群中间传递,像是孙悟空撒下了一把瞌睡虫。人们似乎都没有为未来发愁,他们似乎认为那是领导应该关心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是革命允许的颓废,你可以什么也不做,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你就会和别人过得差不多。 小小的一个村子,分成了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牲口棚,都有自己的小队部,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生产协作。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人们每天扛着工具,从"育红班"的大门口经过。 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的热爱集体。那时候,大牲畜的死亡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可以分到肉吃。人们排着队去分煮好的马肉,虽然每家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儿,却也让他们笑逐颜开。其他小队没有分到肉的人偷偷议论着:三队的马死了,咱们队的牛也活不长。 作为孩子的我在那匹老马死了之后没有感到丝毫的伤心,相反为分到一碗煮好的马肉而欢呼跳跃。这匹马陪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时光,我经常会在那匹马的身边站上很长时间,看一个额头上长着一个巨大瘤子的老人如何给马换上马蹄铁。他要用锋利的刀,先从马的蹄子上割下一些估计是骈砥层的东西,然后再把新的马蹄铁钉上。这个过程通常可以让我呆上大概两个小时的时光。你可以把那些从马蹄上削下来的坚硬的东西拿回家泡成水然后浇花,虽然那水很臭,但是花却长得格外好。 14 村子里,沉厚的铅灰色大喇叭无处不在,可以随时发出各种声音。 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会和收音机接在一起,传出的铿锵有力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传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中曾根康弘、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等乱七八糟的名称,还会传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 》。 大喇叭居心叵测地埋伏在各个地方,随时准备吓你一跳。 更绝的是看到许多大喇叭捆在一起绑在电线杆上,像是一种植物的花。 灰色的大喇叭像是一只独眼怪兽,或是一个硕大的嘴,栖息在树上,喋喋不休。不过它更像男女生殖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怪物,敞开的子宫口里,一个粗短茁壮的鸡巴。 我们有时候喜欢用弹弓裹上石子打那个铁家伙。听到击中的声音,实在是最好的奖赏。不过要学会避开大人。虽然那个东西用小弹弓根本打不烂,但还是会有人站出来义正辞严。 老电影就是老是在演的电影。 除了看老电影之外,村子里几乎没什么娱乐。 那些老电影久演不衰历久弥新,作为一个神奇的文化现象,值得大书特书。 每次正式放电影之前都会放映名叫《 祖国新貌》的加片:不是反映哪里又建了一座水电站女人在采棉花男人在垒猪圈;就是反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一年炼了多少钢织了多少布养了多少猪;不是反映中国和西哈努克亲王和黑人兄弟的友好交往,就是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寺庙没有佛像没有古代文人墨客没有书院,只有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变了调的音乐。当然也有体育影片。我最喜欢看溜冰的影片,就是一个人在冰上,正滑、倒滑、腾空,很顺畅。她忽然站住,双手抱住头,开始在原地打转,飞快地旋转,像一个陀螺,无比疯狂。 直到今天我还对这种东西印象深刻。如果我在溜冰场看到真人这样做,我想我会拍巴掌的。 很多男人都喜欢看这样的镜头,看女人挺起的阴阜,猜想它的形状。 他们紧紧地看着她的大腿根部,充满不可言表的下流想法。 我看得最多的电影是《 地雷战 》《 地道战 》和《 南征北战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 苦菜花 》。每次听到《 苦菜花》的主题歌,听到那个高亢凄厉的声音,我都能起一身鸡皮疙瘩。 正面人物总是相貌堂堂,反面人物总是面相猥琐,叛徒总是阴险狡诈。 所有的叛徒都会下场悲惨,他们总是睁大惊恐万状的双眼,伴着清脆的枪声,发出惨叫,血花四溅,让人连呼过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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