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45)_双雪涛

四五

　　那支钢笔确实是我爸送给我的，不过不是他买的，他说是一个狱友送给他的。我爸把钢笔放在我手里，是他刚出狱不久，我正趴在地上生炉子，用扇子努力把油毡纸扇着，他蹲不下来。他让我进屋去给我看点东西。火着了起来，把细柴也引燃了，最后烧着的是煤块。我垫上炉圈，放上水壶。他又叫了我一次，我站起来走进屋去，看见他坐在炕沿手里拿着这支钢笔。送你了，他说。我接过来，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镀金的笔尖，不锈钢的笔身和笔帽，拿在手里像一颗细长的子弹。我说：爸，钢笔哪来的？他看着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让他吃惊还是灶台的烟飘了进来，他好像要哭。在哪买的？我补充了一句。他把一条腿从炕上搬下来，站在地上，说：监狱里的朋友送的，你好好看看，是新的。我说，是新的，确实是新的。他向外面走去，说，本来，他想用这玩意扎人来着。我说，后来呢？他说：没扎。

　　红星台球厅离我的学校不远，不是我爸工作过的那一个，是另一个。在里面玩的人大多年纪不大，便宜，是给小孩儿玩的台球厅，在墙角摆着三台大型游戏机，几个人手抓着摇柄，在玩《街头霸王》，时不时从兜里再掏出币子塞进去。老拉正在和一个男孩儿打台球，这个男孩儿我也没见过，他焗了一脑袋红头发，好像一束活动的假花。老拉在进攻，她趴在台球桌上，一只乳房帮助她固定住杆位，我看着她把白球从桌上打起，直飞到邻桌的球中间，把那边摆好的三角球型炸散了。然后她直起身子，看着桌面，好像局势还在她控制之中，然后她从兜里掏出五个币子，放在桌沿上，说，输了，明天再玩。

　　过来吧，蚊子。她冲我招手。我想提醒她我不叫蚊子，没人愿意叫蚊子，可是我没说，她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那是她的事儿。她坐在球桌旁边的椅子上，让我坐在她旁边。你打台球吗？她问我。我说，不打，不会打。她说，大型呢？玩吗？我说，不玩。她说，你平常都干吗啊你？哎，你跟我说说，来这儿干吗来了？我说，来拿我的钢笔。她说，钢笔？什么钢笔？你以为这是文具店呢？傻逼。我说，咱们说好的，三天之前你把我的钢笔借走了。她说，挑一样。我说，什么？她说，台球，大型，挑一样，陪我玩一会儿。我说，我都不会，下午我还得上课。红头发在旁边自己和自己打着台球，不停地把球打偏。我说，如果你不给我，那我就走了。我站了起来，她仰着头看我，说：那你随便干点什么行吗？你会什么？随便干点啥。信我已经写好了，你那破笔我留着也没用。我说，我会背诗。我操，她高叫着，我操。

　　我转身准备走出去，她在我身后说，哎，你背吧，背完赶紧拿着破笔滚蛋，背吧，什么诗？我转回来，说：外国诗。她说，还会背外国诗？哪看的，不是你自己瞎编的吧。我说：不是，在书店看的。我和我妈去市里买过书。她说，背吧，赶快，我还有事儿呢。我背道，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她说，没了？我说：还有，但是我就记到这里，其余的忘了。她说，列宁格勒是哪？我说，我不知道。她指着我，对红头发说：老肥，你听见没，这傻逼会背诗。红头发瘦得像饿狗一样，却叫老肥。他一边打出一杆球，一边说：我还会呢，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她对我说，我进去一趟，你们俩傻逼对诗吧。老拉进去之后，老肥把杆杵在地上，对我说，你怎么认识老拉的？我说，忘了。他用杆头指了指我，好像要把我打进洞里，说，离她远点。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个鸡巴。说完他把白球摆好，再一次错失了目标。

　　老拉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我的钢笔和一个信封，信封上有字。她说，陪我去把信寄了。我说，我要迟到了。我知道邮筒的位置，艳粉街里唯一的邮筒，在它的边缘，再往东，就是荒地了，我曾经远远地看过，有火车道，有土丘，再往那边不知道有什么，看不见了。我去的时候是冬天，给父亲寄信，虽然知道会被退回。在信里我用钢笔写了我最新学到的东西，默写了圆周率的后十几位，还跟他说了光合作用的原理。那天下雪，一列火车经过，能看见车窗里的光亮，能看见有人躺在光亮里，火车好像正在逃走的房子。我在想，信是怎么寄到父亲那里的呢？难道邮筒底下有一个管道，直接通到监狱里父亲的房间？可并不是所有信都寄到监狱去的吧，那可真的需要好多通道才行。走吧，我有自行车，很快就到，很快就能回来，她说。我说，好吧，钢笔我帮你拿着吧。她说，到那给你。

　　她的自行车很旧，横梁，我怀疑过去不是她的。她让我坐在后面，然后撩起裙子跨在上面，车座太高，她只好把屁股搁在横梁上，脚才能够到脚蹬子。她将钢笔和信封夹在手指里，骑得很快，路也很熟。我双手扶着车座，防止转弯的时候把我摔下来。她的脖子后面渗出了汗珠，细长的脖子，曲项向天歌的鹅。我能看见她的抹胸在衣服里拱出一片棱，能看见她被风吹起的裙摆里，白色的裤衩。在我十二岁的这个盛夏的中午，我第一次感到身体里一束遥远的战栗，它好像暴雨前的雷声一样，由远及近，在我的身体里炸开，然后蔓延开去。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东西的实质，也许它的实质是故乡的感觉，当然这是我后来对此的总结，也许很不准确。

　　邮筒在那，毫无疑问，它一直在那。老拉把信投进里面，用手拍了拍邮筒说，绿哥们，全靠你了。我和自行车站在一起，看着邮筒背面的那片荒地，一片齐膝的杂草，前两天下了一场暴雨，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坑。远处是铁轨，两头都看不见终点。老拉把自行车推到邮筒旁边，锁上，说，那头去过吗？我说，没有，那头有什么？她说，煤厂，很大的煤厂，没去过？我说，没有。她说，没人管，我去拿过煤，很禁烧，姥姥说，这煤炼钢都行。我说，钢笔给我吧。

　　她把钢笔举在我面前晃了晃，说，里面还有墨水，我买了最贵的墨水，鸵鸟牌，我打听过，鸵鸟牌最好。我想起母亲这时候在烈日底下卖毛嗑儿，她要当场把毛嗑儿炒熟，用铁锹一样的铲子翻检，也许不久之后，我就会离开这里，到市里去上学，住宿，不再用水井压水，而是喝水龙头的自来水。我问，那边没人管吗？她说，我去过两次，都没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去吗？我说，我们用什么装煤呢？她说，用手，我们挑大块的拣，四只手能拿四块，回来放在车筐里。我说，我就拿两块小的。她用手推了我一把说，傻逼，说过了没人管，当然拣大的拿。

　　我没有想到，煤厂十分遥远。其实我应该想到的，站在没有视线阻碍的地方眺望，看不见它，那它一定是远得可以。在烈日底下，我们穿过杂草丛，穿过铁轨，迎面是一片高粱地，这片高粱地非常广大，我记不清在里面穿行了多久，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我感觉到脸上都是盐。老拉走在我前面，步履强健，她不时用手分开高粱叶，说，这边走，你看，蚂蚱，这么大的蚂蚱。不但有蚂蚱，还有蜻蜓，黄色的是大老黄，翅膀较小，飞得很快，比较机灵；绿色的我们叫它绿豆，长着硕大绿头，翅膀较大，智商却低，它落下之后，用手可以直接钳住它的翅膀。蜻蜓们成群在我们头上盘旋，落在触手可及的高粱秆上。可惜我无心捕获它们，我的手要留着拿煤块。从高粱地里走出去，听见有火车经过铁轨的声音，只听见隆隆的声响，听不清铁轮轧过轨道接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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