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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让吴晗先生暴走的错字

  日前和几位编辑朋友吃饭,吃到中间,有两位工作比较狂热的抛开梅菜扣肉又讨论起了稿子,中间冒出一句——“今天,你搞日了没有?”

  嗯,这什么词儿啊?

  好奇之下一问才知,“搞日”一词原来是个典故,在北京编辑界颇为流行。可能近来穿越流行,仓颉经常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荡,三天两头创造出“BT”、“雷”之类新词,让字典追着改都来不及。大环境如此,作为文化人的一员,编辑们自然也不甘人后,这“搞日”一词,竟然是报纸上出了错字的意思。

  这个词兴起来没多久。原来,某大报前些天发了篇历史评论,编辑一个疏忽,竟把“抗日”排成了“搞日”,一直到报纸上市了才发现。老总看见“搞日救亡运动”,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心说,我们当年确实抗过他们一回,可是我们并没搞他们啊!

  这简直……

  结果当班的编辑扣了五十块钱,“搞日”的典故,也就在圈里传开了,谁的版面出了错字,就是谁今天“搞日”了一回。

  若不知内里究竟,看了这个词,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啊。

  实际上,据老编辑讲,排错字这种事儿在所难免,“搞日”这类错误也不胜枚举。而且仿佛冥冥之中自有神灵,一旦出错,常常错得十分可怕。

  比如,“文革”中,某报一次文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错,竟然错成了“中国人民解散军”,报纸已经印出来才发现,赶紧满街跑着往回收才避免一场灾难。

  有经验的老编辑分析,这种错误也是有时代特色的:比如把“抗日”错成“搞日”,这明显是五笔字型造的孽,而“解放军”变成“解散军”呢?肯定和当时的铅字排列有关,“放”和“散”都是反文旁,当时这两个铅字位置是在一起的,排字工人一时眼花实在正常,但错得如此“政治”,不由人不怀疑那排字机跟“地富反坏”有亲戚关系。

  根据大家说法,中国的报刊编辑制度一向是严格的,各级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比如周恩来总理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的清样,?性情温厚的吴晗据说确实抓出过不少问题来,并不是摆摆样子的。

  但是,也有人比较宽容。

  比如吴晗。他是旧文人出身,虽然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依然保留着一点儿喜爱潇洒自如的风格。这怎么形容呢?诸葛亮算是旧文人的偶像了,人家怎么说诸葛亮的?“读书不求甚解”,“观其大略”。

  这种注重大的走向,忽略细节的性格,可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色。它有提纲挈领、主次分明的好处,也有不够细致,轻视数字的坏处,难以用好坏形容,只能说是一种特点吧。

  吴晗就有点儿这种风格。

  所以,在吴晗手下,偶尔报纸上出个错字什么的,也未必会受到严格批评。这对于畏惧文字狱的朋友们来说,实在是件难得的好事。

  不过,据说温文尔雅的吴晗也曾经有一次对校对出错发过火,这事情虽然怪异,却没法怪吴先生。

  那是北京一家大报,一天刊登新闻,里面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如何如何。

  这报纸给吴晗看见,感到十分新鲜,北京市副市长是我吴晗啊,什么时候冒出个本家兄弟吴哈来?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社。检查结果,原来是排字错误,加上校对不认真,让错字蒙混过关。报社赶紧向市长道歉,深表遗憾,请组织批评。

  吴晗发火了?

  那就不是吴晗了。吴晗很客气,不就是弄错了个名字吗?他没怎么当回事儿。

  不过吴晗的秘书和报社联系,还是认为报社应该做个更正说明。

  报社这边赶紧应承。

  第二天,吴晗拿过报纸一看,上面有更正消息呢。哦,报社行动够快的啊。

  吴先生拿起来细看,只见上边写着——“本报昨日×××一文中‘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应改为‘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哈’,特此更正……”

  好脾气的吴副市长看了什么反应?

  那就不用我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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