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殇(40)_王君

四十

　　林玉瑾思前想后，下海经商虽能多赚些钱，辛苦费神倒没什么，可那天天应付吹毛求疵的公务员们的“拜访”实在劳心，人格扭曲更让她受不了。单位上班虽然是死工资，却不看那些王八徒孙的脸。下海这些年也落了百万积蓄，干脆回单位工作，也落个清闲无事。尽管这样，她还是给自己立了几条禁令，一不贪图权力，二不做昧良心的事。她认为这样也就能安逸的在单位混下去了。

　　也是林玉瑾的个性所致，未下海前就落了个不给领导留面子的名声，回到公安系统后也就不怎么受人欢迎，虽然她不在乎这些，还是很快地从局里调到了基层的派出所工作。

　　林玉瑾上任后的第四天，天性的耿直脾气又搭上了火，联防队员抓来了几个进城做苦力的农民，是以违犯治安管理条例被抓的。民工干了整整两个多月活儿，麦收季节要回乡下收田，黑心的包工头却以甲方未付款的理由不给民工们结工钱。民工一急，双方便争吵了起来。包工头和那些联防队的人又是酒肉哥们。一个电话，民工们被联防队的人以违犯治安条例抓进了派出所，每人罚款三百元，交了钱才能走人。

　　林玉瑾本来不想管这些事，却止不住民工们的实情诉说，三几下便和所长吵了起来。所长知道她的性格，只好放了民工。为此，两人又有了不大的成见。尽管林玉瑾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所长调走了，去郊县局担任了副局长。

　　这件事对林玉瑾的教育确实不小，她明明白白那位新任副局长的老所长是个能吃就吃，能拿就拿，不干正事，只拉关系的人，却能调任县局任副局长，而且去县局只是个镀金的过程，返回来至少也是处级或者市局前几位的三梯队成员，她又一次认识了自己的做法为自己树了个对立面。

　　从此，她尽可能遇事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混够时间拿工资了。

　　我有了主意，也慢慢地静了下来，设想着如何报仇的打算。

　　人可能都这样儿，那些遇事时寻了短见的人，都是因为一时间接受不了，想不开，自己给自己加重着矛盾的份量，直至不能自控而毁了自己，那个阶段过后，便清醒了过来，或者把难题放下来托付给时间去完成，一切过去了，便会明白当时的狭隘与可笑，无知与幼稚。和一对年轻恋人一样，热恋中突然分手会痛不欲生，经过了婚姻之后，双方才会明白——爱情原来并不在婚姻中，而是在未完成的部分中的道理。

　　我假设了各种可能报仇的方法：贴近刘飞后毒死他；或者靠近刘飞后刺死他；拼条命去公安局找他大闹，看他的面子往哪里搁！都否定了，全是些没用的烂办法。投毒或刺死刘飞虽然有可能，接近刘飞却实在太难。去公安局找刘飞闹，那不叫伸冤，叫泼妇骂街，闹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想到刘飞对我下毒手，不自觉的又一个寒栗！

　　我越想越乱，尽力地控制着自己，反而更厉害，枕头也像长出了钉子般的扎刺，伸手去摸，却抽出了本杂志，正好借它把情绪稳定稳定，《法制周刊》却一下提醒了我。

　　对，告他，告刘飞强奸妇女，拼条命也要告倒他，只有借助法律才能伸冤，周刊上不是有很多案例吗！

　　我翻了起来，寻找着相似的案例。

　　我重新翻阅了那篇《谁是强奸犯》的报告文学，认真地读了起来。

　　十八岁的玉琳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忽的冲上几个满口脏话，骂骂咧咧的联防队员，以卖淫把她抓进了派出所，强逼玉琳承认卖淫。在治安联防队员的逼供下，玉琳无奈在“口供”上画了押，接受了三千元的处罚。

　　玉琳的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只会流眼泪却无力为女儿伸冤。东借西凑交了三千元的“卖淫”罚款。玉琳不服，再次借债去医院做了处女膜无损检查，并取得了人民医院妇科诊断证明，然后开始了艰难漫长的伸冤过程。不知是官官相护，还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之传统官规，还是因为她没有社会背景的缘故，整整用了两年三个月时间，也因此葬送了她上大学的机会。

　　好不容易，法官接了她的案子，答应她一定胜诉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她发生性关系的要求，玉琳当然不能接受，又拖了半年，越来越重的伸冤债务压的她无法抬头，不得不委身于那个法官，真正结束了她的处女生涯。

　　她胜诉了，退回了三千元罚金，雇用的联防队员得到了辞退的处理，给她带来的又是什么结果呢？

　　我以为这个案例和我的遭遇至少有相近之处，只要我把住不被利用的关，一定能够打赢这场官司。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邮局门口，那儿有很多以写诉状为生的文化人。我哭诉了被刘飞强暴的经过，写诉状的人只能唉声叹气，同情只不过是一种怜惜，又能做什么呢！他提示我把刘飞撕烂的裤头保存好，包括裤头上的精液遗痕，我一一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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