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66)_龚芳

六十六

　　天空最后的暗示

　　我高中时的第一位数学老师，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充满活力，朴素而严谨，像兄长一般友善亲切。经过学校校报亭时，我看到墙上的玻璃框里数学老师的照片，与数张其他师生照放在一起。大意是在最近一次全国性的数学竞赛活动中，他所带的班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我差一点没认出来，照片上的数学老师，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年男人，面目和身材都很雍肿，仿佛这些年来，生活给予他的唯一恩赐，便是把他从一个清瘦抖擞的年轻男子，变成一个不修边幅神情呆滞的丈夫和父亲。

　　当年他住在山里眼盲的父亲，进城看望他，在梅城大桥上被汽车轧死，引发了一场震惊一中的集体逃课事件。

　　那堂数学老师缺席的数学课后，教室里充满了激动而诡异的气息，一场正在密谋中的叛乱也不过如此。多数人坐在教室里静静地期待着，故意压低声音交谈，负责与学校交涉的班长每一次露面，都引起一场骚动。学校很快否决了我们集体参加吊唁活动，只同意班上派出二个代表。这样的决定没有人愿意接受，反而引起学生们对学校的更大愤慨。于是，林丰和另一位组织者暗暗地发动了一场集体逃学。为了避免走漏风声，同学们用纸条悄悄传递信息。

　　安静的午睡时间，58班的教室里玩起空城计，与此同时，在梅城百货大楼和电影院两处地方，推着自行车的同学们暗暗集合。

　　两股人马在通往废弃铁轨的公路上，成功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伍，开往一场山村葬礼，蔚为壮观。这支队伍让行人们频频侧目回望，从那些笑容洋溢，释放着活力的青春躯体上，看不到沉痛或者悲伤，只看到鸟儿们冲出樊笼般的舒畅。

　　我紧跟在队伍里，对那位素不相识的父亲，那场应该悲伤的葬礼，除了忧愁，还是忧愁，忧愁于是否应该感到悲伤。

　　大祖父下葬时，我作为他的侄孙女抱着年龄尚小的堂弟坐在他的棺木上，有许多村里年青力壮的男人把我和堂弟还有大祖父高高地抬起来，身后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人们神情沉重，大祖母和大姑哭喊得声嘶力竭，梅家大院的女人都满面愁容，泪水涟涟。坐在棺木上的我，也一直哭了一路，一路哭，一边听着村里的女人们从后面传来的只有我才能享有的称赞声。梅家大祖父的所有孙辈里，我是唯一一个那样动情哭泣着的孩子。那时我才七岁的光景，坐在前面我抱着的堂弟还不到二岁。所有的亲人都应该为大祖父的离去而悲伤，我不愿意被人看作一个冷漠无情的孩子，我以为悲伤的唯一表现方式便是大声哭泣，所以我努力寻找躺在棺木里的大祖父留在我记忆中的音容笑貌，眼泪终于哗啦啦流了出来。

　　那个奔向死亡的下午，一路上，我想到大祖父，想到了祖母的母亲（我的太姥姥，太姥姥老去后，在灵堂上，父亲抱着棺木不肯让人合棺，祖母哭得声气衰弱，母亲和许多其她的女人们在一旁用手帕捂着嘴泣不成声。我也哭了，不是受到惊吓，而是为死亡而哭。那时我更小，四岁）。必须承认的是，不管是大祖父还是太姥姥的死，我并没感到过悲伤，一个孩子是不能真正体会悲伤的，我的哭泣是因为我比梅家的同龄人更早地学会了思考，也更早地察觉到，生活就像父亲时常摆弄的一盘布满迷局的棋，每一颗棋子都有自己的行为规则，不能逾越半步，犯规是不被允许的。然而，我还不知道，这种规则所带来的无形阴影到底是什么，哪一天会消失。

　　办丧事的人家显然对我们这支大型吊唁队伍有些手足无措，披麻戴孝的数学老师也很意外，他跪在堂屋改成的灵堂里，给每个走过去的人磕头回礼。所有的同学一言不发从一个女人手里接过黑色棉布袖套，别在袖臂上，鱼贯走过灵堂。数学老师一次次匍身下去，直起身子，再匍下去。他身后随风飘动着白色布幔和烛火，风不知从哪里来，一口黑色棺木掩藏在布幔后面，影影绰绰。那一身从头到脚的白色孝服在幽暗的光线里，给我一种模糊的恐惧，仿佛布幔后有一双眼睛盯着我，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忘了棺木里的人是一位盲人，似乎死亡可以给人新的生命）。

　　灵堂外的晒场上堆满了喧哗忙碌的人群，我们很快便跟数学老师告别，因为当大家看到数学老师目光慌乱的家人时，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了难堪和不安。走出村口，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如释重负之感。

　　没有悲伤。

　　不是所有的丧礼都要悲伤，不是每一次告别都会难过，我的心经过时光历练后，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就像参加一场陌生人的丧礼。可惜，与苏铭重新站在那段被遗忘掉的老铁轨上时，我并没有看清楚这种迟钝的真相。迟钝如同兰陵王的面具，时间久了，无法取下，成为头颅的新生部分，受尽折磨，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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