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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黄春绿与梅方:夏天开始,春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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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我跨越十四岁,进入梅城一中。

  彼此陌生而拘谨的少年,小心地交流着各自掌握的信息,在58班的教室里等待新班主任到来。徐一鸣(我早已想不起他的长相)揣着点名册走进来,他的目光扫过一个集体的头顶,给了空气一个白眼,脸上的阴沉情绪和满腹厌倦坦露无遗。他的声音倦怠而冰冷,心不在蔫,讲台下的人仿佛都与他无关。他站在我们面前,慢腾腾地吹干净讲台上稀薄的灰尘,然后两臂撑开,握着讲台的两角,像一只冷酷的鹞鹰,凌驾于一群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小鸡上空,翻开点名册。

  徐一鸣进来之前,我的同学们已经听说了他的辉煌历史,他所带的班曾经为梅城一中取得过全市最高的升学率,尽管他的辉煌只有短暂两年,随后业绩平平。他似乎是个容易满足的人,经历过一次辉煌后就再也提不起再次辉煌的兴趣,就像没吃过榴连的榴连贩子,尝过一次榴连滋味后,撇撇嘴扔掉剩下的榴连说,嘿,味道也不过如此。

  徐一鸣走进58时,他的教学事业甚至正每况愈下,跌入低谷时期。他是一名对教师职业缺乏热情的语文教师,这是徐一鸣给所有58班的新生们初次留下的印象。

  学校里不何处时起,散布着他即将调往梅城电视台的传闻,而他自己故意尽可能在各种场合表现他的麻木和懒散,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提前践行。比如,他总是上课铃声响起很久之后姗姗来迟,课堂上从不提问。还比如,有同学在他的课上打瞌睡,他转过身来,他给我留下的课堂形象,多为背对我们没完没了的板书,把黑板刷往讲台上一撂,细细拍打手上的粉笔灰,慢条斯理对全班同学讥讽着说,睡吧,睡吧,睡饱了起来讨饭,时间刚刚好。

  徐一鸣除了缺乏热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行为乖僻。那些格外钟爱自习课但对任何课目兴趣都不大的同学,先后被徐一鸣悄无声息的出现方式所惊吓。徐一鸣阴沉沉的脸出现在窗外走廊时,很像一个有窃听和偷窥癖好而且善于隐蔽的人。他从后门潜入教室,仿佛脚上穿了厚厚的肉垫,面无表情,沿着课桌间四通八达的小径从容不迫地散步。有一天早自习时,班上一名神经兮兮的男同胞,一本正经想跟我探讨班主任心理是否有点不健全。他说徐一鸣一定从小热衷于玩人吓人的把戏,不吓死我们个把人不会善罢干休。我对那位不太熟悉的男同胞抱歉地笑笑,无法回答他。他泰然自若,转过头找另一个人继续探讨。

  那时候编排座位这种举动比较频繁,我很荣幸地靠着窗边坐过一段时间。每天晨曦微露时,可以看到牛高马大的体育特长生沿着跑道,一圈接一圈狂奔不止,不是被人追杀就是追杀别人。清晨有雾,班主任就从那团椭圆形雾霭中闪出来,慢慢悠悠绕过操场,经过教学楼后花园里的人工湖,消失在正对校门的林荫主道上,然后,不多久,他便站在窗外走廊里,两手叠在背后俯身栏杆,向远处眺望约摸十分钟左右。一个形只影单的男人长久保持某种姿势,一动不动地望同一个方向,很容易使人想到心事重重,或者有所期待。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怀着好学生对好老师的尊敬爱戴,众目睽睽下走出教室,作为语文科代表,我有各种正当理由向他汇报工作。

  他跟我说话时时语气柔和,与课堂上的他明显不一样。正是这点微小的不一样,他把我与坐在教室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我为这种区别沾沾自喜,因而遭到有些比我聪明百倍的女同胞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一直到离开一中前,我才从花子嘴里得知曾被人背后诟病的事实,此前,我一直认为自己虽不能跟女同胞们打成一片,但也绝对不会得罪任何人,可见学生时代的我,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是多么不关心。而徐一鸣,对部分学生的厌恶,与对另一部分学生的喜爱,很适用于能量守恒定理,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准备从梅城一中逃离时,我对这个定理有更深的体会。

  所以,当徐一鸣把他刚刚看完的一本书递给我,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背后射过来的复杂目光。我谨慎地接过那本《似水年华》,薄薄的64开本,书名与张恨水的《似水流年》相似。多年后,我从某地图书馆曾借阅过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著作《追忆似水年华》,这种书名的巧合,使我对那本小书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印象。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对十几岁的少女,《似水年华》能引起的唯一联想就是张恨水,我的一位初中语文老师讲解课文里冰心的作品时(老师是一位老先生),曾说张心远因为爱上冰心,由爱生恨,所以才改名为张恨水,几乎在阅读普鲁斯特的同一时期,我才知道那是老先生的一句玩笑话,但张恨水与冰心的感情纠缠却在我心里虚构了若干年。

  我恭恭敬敬地听徐一鸣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你最好尽快看完。说完,他转身继续眺望远方,似乎陷入更深的思绪里,背影萦绕着无言忧伤的气质,这种忧伤从此不时显露,与他极其普通的外表和轻浮个性形成反差,可以想象一个庄稼汉坐在肮脏的院落里品味浪漫下午茶,就是那种反差。我曾经认为忧伤是一个诗人必备的品质,徐一鸣显然不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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