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10)_龚芳

十

　　我暗暗松了口气，说下午单位在乌镇有个活动，不知今晚能不能回上海。我没有说谎，的确十分钟之后有车来接我，不过并不是去乌镇，而是一个私人约会。我杂志社的同事们，下午去乌镇，我没有参加。

　　他说，没关系的，有时间再联系。我想象着他尽力让语气显得无所谓，却不能真正地无所谓。这一点，我们有相似之处，很难对着一只空虚的话筒恰如其分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情感，尤其是表达柔情。我曾经在电话里试图对一个爱过的男人表达思念，听到的却是自己生硬干涩的声音，而且那样地不自然。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一位从事过播音行业的同事，她在电话里对任何人，都可以一副发嗲到起鸡皮疙瘩的腔调，哪怕是她暗自仇恨的人。

　　声音是一种表达障碍，它追逐着的或许总是假象，像四分五裂状的龟壳，把柔软而肮脏的肉体藏得紧紧的。古人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说明听觉的误差要比视觉的误差大N多倍，隐蔽了面部表情的交谈（古人强调说话时必须正视对方的脸），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廉价，轻如鸿毛。

　　这个城市里，每天将有多少人拨错电话号码，还有多少推销商品的人不断地给陌生人留下电话，他们，我的同事，同属于声音的幽灵。

　　我虽然明白声音具有蛊惑性，但也往往凭借一种声音对人产生喜恶，比如即将到来的这场约会中的男人，有一副打动人的浑厚嗓音，如果仅仅通过嗓音来判断一个人的外形，我能想到的是一个深沉而又温柔的男人，身材不一定高大，但目光深邃而富有涵养。多年来，虽然我已忘记徐一鸣的脸，却怎么也甩不掉他的声音，像在那段特定记忆里生下了根。相比之下，徐一鸣的嗓音已经显出河枯水干的凄凉迹象，而这个即将到来未曾谋面的男人，却正是一眼水波涌动的泉。

　　我最后对徐一鸣说，你明天有时间，打我电话。等他挂机后，我怅怅地挂掉电话。明天徐一鸣绝对不会再打电话给我，其实我最后的那句话已经让他知道，我不想与他见面。

　　我坐在衣服凌乱的床上，忽然想起，离开梅城之后，与梅城的联系，仅止于梅家的人，梅家之外的人，几乎从未电话联系过，哪怕是年节里的短信问候，也从未出现，似乎双方达成一种惊人的默契，通讯薄上那些属于梅城的号码，从来都悄无声息地沉寂着，无来无往。号码后面的老面孔，还有来到上海的徐一鸣，告诉我这样一个放任自由的事实：梅城的亲情，梅城的友谊，梅城在我情感上留下的千丝万缕，固执地在那个遥远的小镇上端坐着，沉了海生了根，在小镇上生生灭灭，只有在梅城，才鲜活生动，才血肉丰满，离开了梅城的草木瓦砾，将灰飞烟灭，虚假可笑，不是由于人性虚伪，而是被时光沉淀了的情感对环境也满怀挑剔。

　　徐一鸣匆匆出现，然后匆匆从不属于他的城市里消失，他走过的路面马上有清洁人员清扫，他呼吸过的空气马上被城市里的湿气带走，他睡过的床用过的物品被清洗掉散发着消毒剂的残香，他或许不小心在地毯上用烟头烫出了一个黑色的洞眼，那也不属于他，这个洞眼不过是众多污垢中极普通的一个斑点，人们通常无视它的存在。城市里任何角落都逃不掉，被人飞速地替代覆盖。

　　我只能说，在这个令他茫然不知的城市里，打出电话，是一个时间的错误。我听清他的声音时，就已将他看成一个善良的入侵者，一个累赘，好像时光让他日渐弱小，而我日益强壮。我第一次强烈感觉到，结束一次对话像结束一场恋情一样艰难，徐一鸣挂掉电话时，是否也深有此感。我清楚从此以后他不再会打电话给我，我也是，不管在梅城，还是在上海，一切都已经完结，从电话挂断那一刻，我们变成了真正的陌生人。

　　手机开始震动，唱起《完美的一天》，“我要一所大房子，还有大的落地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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