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5)_连谏

五

　　4

　　从何春生懂事起，母亲便指着穿着花裙子在大院里蹦跳的织锦，拍拍何春生的脑袋说：“去，和你媳妇玩去。”何春生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和织锦玩。

　　那时，他们都住在太平角一带的一个军属大院里。何春生家住在织锦家对面，院子中央堆着废弃的汽车轮胎，大院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就在这堆轮胎上爬上爬下地疯玩。何春生至今还记得，他抱着一个小碗，和织锦坐在轮胎堆上吃蒸槐花的时光。真美啊！蒸熟的槐花又香又甜，织锦圆圆的小脸蛋上沾着柔软的槐花花瓣。那些时光里的一切，美得让人不敢怀念，一怀念心就疼。

　　随着织锦爸爸官职的升迁，织锦家搬进楼房去了，而且搬了一次又一次，房子越搬越大了。何春生家也搬了一次，因为以前住的军属大院要改成招待所，他们就搬到了江宁路的一栋老楼中。楼下是热闹非常的劈柴院小吃一条街。那是一条充斥着复杂气味的街道，住得久了，何春生能从这复杂的味道里分辨出海鲜味、羊肉味、坛子肉味、锅贴味。何顺生还教他趴在摇摇欲坠的木窗上看对面涮锅店的胖老板娘冲凉。虽然大多时候只能看见老板娘一片白花花的后背，但他们很满足了。晚上，何顺生就会很神往地说：“春生，你说她夜里睡觉翻不翻身？”

　　何春生就傻乎乎地说：“谁睡觉不翻身啊！我都能翻到床下去。”

　　何顺生点点头，不无担忧地说：“如果她睡觉也翻身的话，能不能翻到她男人身上，一下子把他压死？”

　　何春生想了想，也点头，“嗯，不压死他也能闷死他。”

　　老板娘的男人瘦得像大烟鬼，他总是手脚不停地在逼仄的厅堂里跑来跑去。老板娘像一尊白生生的玉佛，坐在高高的吧台后面，用一双画了很深眼线的眼睛睥睨着来吃饭的客人们，显得很是风情。

　　何顺生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年又一年过去，瘦得像麦秸一样的老板娘的男人一直很健康地活着。倒是何顺生，天天逃学，惹得老师隔三差五来做家访。老师来一次，何顺生就挨一次揍。后来母亲实在是打够了，说自己老了，打不动了。每次打完何顺生，她就会腰疼手疼，反正全身零件都在疼，疼得眼泪就像六月天的暴雨，哗啦啦地落。其实，是母亲的心在疼，她看到了何顺生的黯淡人生，正徐徐地拉开帷幕。

　　织锦的父母依然经常去探望何春生母子。织锦爸爸的官衔越来越高了，高得让何母不愿意见他们。优越的生活，让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从容而平和。相比之下，她和两个儿子寒酸得有些局促。尽管她想让自己平缓自然一些，不要情不自禁地去仰视人家，可是，姿态这东西，常常是不听理智指挥的，和他们说话，她总是说着说着就仰起了头。

　　她恨死自己了，却没办法。

　　她终于明白，所谓气质高贵，不是凭空想象或是冷不丁就能扮演的，它需要厚实的底子。

　　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是扮演不了贵族的。哪怕穿最好的名牌，迫切、卑微、渴望依然会从眼里流露出来，挡都挡不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怨恨像一棵小苗，在她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是的，她没必要在一个有能力的人面前扮演施恩不图报的恬淡君子，她不过是个靠卖炉包养活两个儿子的寡妇。本来她可以在丈夫的护佑下过着体面的生活，可是，是他们让她失去了人生的从容与高贵。而且，是她的失去，换取了他们的拥有。

　　每每织锦父母再说起感恩的话，她态度坦然地领受了。甚至当他们忘记说起这些事时，她还会主动提醒一下。比如，说着说着话，她会冷不丁地说：“如果我们家老何活着，现在也该是团级了吧？如果老何活着，我也就用不着去卖炉包了，咳……”

　　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家老何活着，顺生也不至于连高中都没读。没办法，我一个女人，没家威，管不住孩子。”

　　开始，织锦的父母还应声附和，甚至添油加醋，为的是在最大限度内表现自己的知恩不忘。可是时间久了，他们便渐渐有了不舒服的感觉，那种别扭是没法具体言说的。罗锦程读了《红楼梦》后，拿着书兴奋地跑到父母跟前说：“看这焦大，跟何顺生的妈妈真像啊！”织锦妈妈扑哧就笑了。爸爸把罗锦程揍了一顿，骂他是个数典忘祖、没恩义的东西。那顿打非但没把何顺生的母亲像焦大的概念从罗锦程心中抹掉，反而加深了记忆。所以，当后来织锦拒绝嫁给何春生时，罗锦程便在私底下添油加醋地说：“我支持你。难道林黛玉能嫁给焦大的儿子？”

　　何春生母亲虽然只是个卖炉包的，但好歹也算是生意场上滚来爬去的人，识别脸色的本事，还是高人一筹的。对于织锦家人尽力克制着的忍耐，她当然洞若观火。这样的无趣，她是不会去讨的。但两家的往来不能断，他们欠了她的，即使他们偿还不了，她也要让他们知道，是她的落魄换来了他们家的繁荣。她就像不打算回收债务的债主，债可以一笔勾销，但是她不允许他们忘记他们是欠了她的。为了防止他们忘记，她必须以种种形式提醒他们记得自己这个免去他们债务的债主。

　　所以，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专门做一锅白菜肉丁炉包，打发春生送去。

　　提着一包热腾腾的炉包的何春生常常会觉得难为情。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织锦给他开门后，扭头冲里面喊：“是炉包来了。”那一刻，他真想扔下炉包掉头就走。

　　他向母亲提出让哥哥去送炉包，母亲不肯，说哪有大伯哥替兄弟走丈人家的。说这句话时，她的嘴边挂着温暖的笑，那笑里有嘲弄、有调侃、有诙谐。很多年后，每当何春生想起母亲的那个笑容，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酸辣汤——热腾腾地喷着香味，吃到嘴里又酸又辣，让他总有种要掉泪的感觉。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幻想串在一起，让何春生心里产生了很莫名的感觉。

　　很久很久以后，何春生才明白，那时母亲压根儿就不相信罗家真的会履行诺言把织锦嫁给他。她的笑，是看穿谎言却不戳穿，并要看它究竟能演绎成什么样子的诡异坏笑。

　　何顺生磕磕绊绊地结束了他所厌倦的学生时代，在劈柴院摆了一个小摊，卖茶蛋、面包和热牛奶。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他就拎着空了的塑料桶摇摇晃晃地回家，把装着潮湿纸币的布兜扔在饭桌上，端着一碗豆腐脑趴在窗户上慢慢喝。他的眼睛眯成一条长长的细线，穿越了上午的阳光，抵达街对面涮锅店的内堂。他的理想是摸一摸胖老板娘的胸部，他想知道它们摸起来是不是像老李家的豆腐脑那样爽滑细嫩。

　　因为搬到了江宁路，离湛山市场远了，来去不方便，母亲的炉包摊就搬到了四方路。四方路紧挨着青岛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是个搭着各色棚子的自由市场。靠中山路这端是卖服装的，往里走个两三百米，就是卖炒货、水果及各种小吃的摊子。其中天津狗不理包子也在这一带，它的对面是著名的四方路大茅房。

　　母亲的炉包摊在四方路上，紧挨着狗不理包子店，她常常很得意地在两个儿子面前卖弄说：“管它什么高密炉包不高密炉包，反正老娘的炉包技术是一流的。青岛港哪个卖包子的敢在狗不理门口抢饭吃？老娘就敢！”

　　自从住在了劈柴院楼上，母亲变了很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喜欢自称老娘。四方路是小商小贩的天下，一个拖着两个半大儿子过活的寡妇如果不敢自称老娘，就会被人捏死。泼妇不是天生的，都是被逼出来的，在鱼龙混杂的市井坊间扒饭吃，扮演好泼妇就等于握住了让混混们发憷的武器。

　　何春生在七中读书，每天都要路过四方路。放学后，他都要到母亲的摊子上帮一会儿忙。时间长了，就有规律了。每天下午，远远地看见何春生来了，母亲就会指指大茅房的方向，又指指摊子。何春生会意地点点头。母亲把着腰带，扭着肥硕的身子，扒拉开逛市场的人，一摇一晃地往大茅房跑去。

　　何春生转到摊子后面，放下书包，相邻摊子上的女人们就开始逗他，荤话、素话一起上。他的脸涨得通红，不敢抬头。不一会儿，母亲就来了，她拍打着刚洗过的手，骂那些戏弄何春生的女人们：“回家发骚去，别作践我家春生！”说完就问春生饿不饿，要不要给他买点儿东西吃。何春生摇摇头，开始帮母亲整理摊子，把旁边摊子上的女人们羡慕得满嘴胡说八道。每逢这时，母亲的眼里就会流淌着心满意足或是骄傲的光彩。

　　何顺生的牛奶和茶蛋总是半个上午的时间就卖完了。他要么回家发呆，要么不知蹿到哪里猫着，一天见不着个影子，惹得母亲回家就骂，生怕他跑出去惹出事来。

　　可何顺生到底还是惹出事来了，在他十六岁的夏天。

　　有一段时间，对面涮锅店的男人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老婆。一找不到她，他就站在劈柴院的街当中扯着嗓子喊：“温小玉！温小玉！”

　　一听见他喊这个名字，何春生就想笑，觉得他应该喊温大玉才对。

　　这一天，太阳暖暖地烘烤着湿润的青石板街面，整个劈柴院氤氲着薄薄的白色雾气，食客和伙计们穿梭在这乳白色的薄雾中，使得下午三点钟的劈柴院看上去像无声电影画面，模糊而缓慢，充满了暧昧的祥和。

　　涮锅店的男人又在喊温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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