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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


  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满族统治集团吸取了鲜卑北魏、契丹辽国,特别是满族祖先建立的金国和蒙古族元朝的失败教训,没有全盘汉化,而创造性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实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项国策:

  其一,保持满族骑射搏击的传统,从小抓起,全民族参与,连皇子也不能例外;

  其二,定期组织大规模木兰围猎,皇帝亲征,八旗子弟跟随,以猎练兵,与狼近战,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庄展馆里有介绍,康熙大帝一生曾亲手猎杀过几百条草原狼;

  其三,保留东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两区两治,农区农治,牧区牧治,严禁农民进入草原毁草垦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维护草原,就是维护游牧民族强悍性格的根和源。从满清盛期的整个版图来看,清朝是个典型的半农半牧的国家,整个国家一大半以上的国土是游牧民族的游牧区,包括东北、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这么辽阔广大的狼性草原,能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多少强悍的血液和兵马;

  其四,满蒙通婚,满汉禁婚,以加强狼性血液的纯度,避免受农耕汉族羊性血液的同化。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缘关系,女真叶赫、哈达等部与蒙古有姻缘关系。到清朝,为借蒙古强大的骑兵来共同统治亿万汉族,于是更加大规模多层次实行满蒙贵族皇族联姻政策。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族的杰出女性;

  其五,尚武好战,鼓励军功,以战养性,以战强兵。康乾盛世又是战火纷飞的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主战派占据优势,对削藩、收复台湾、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乱、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毫不妥协,直至胜利;

  其六,建立以满族为核心,蒙藏等游牧民族为骨干的游牧民族联盟,加强游牧精神,共同统治人口稠密的汉人;

  其七,废止汉族腐败无竞争的太子制,皇位继承人由皇帝择优定夺,使皇子们像群狼争做狼王一样互相拼搏,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软弱无能之辈,出狼王、出人杰。

  这些措施对长期保持满族的强悍性格和清朝长治久安,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太广阔,农耕势力太深厚,加上满族全盘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经济繁荣,农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后期竟超过了汉唐时期的六七倍,农耕性格呈全面压倒性优势。所以,满清的上述国策最后仍然未能保住满清统治集团的强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比汉族的南宋还是强了许多,至少没有向列强拱手交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游牧女真满族,对中国贡献巨大。主要的贡献依然是两个:首先,再次给予中国一块仅次于元朝的疆土。经过元朝明朝两次国土的确认,再加上清朝长达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辖,虽然清末又丢失了近一半国土,但还是保住了自汉唐确立的中国疆土,还加上了富饶的东三省。几千年的民族生存竞争,在中国农耕和游牧两个兄弟民族的共同拼杀下,终于把2000多年前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保留到现代。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项千古伟业,比世界上其他古老农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连民族本身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更不用说是古老的国土了。就是后来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辽阔国土,都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然,中国与小小英吉利从英伦三岛扩张成“日不落”大帝国、与小小的俄罗斯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大帝国、与西欧民族从小半个欧洲扩张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国”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俄罗斯从满清手里夺走大片领土,恰恰是中国的农耕和儒家软化了满清的恶果。然而,如果没有满清残存的狼性格,那么到满清末期的中国就连东三省、伊犁,甚至整个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现有的国土由汉族的汉朝所开创,由鲜卑和汉族联姻的唐朝所发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扩大,最后由满族的清朝所恢复、扩大和坚守下来。汉唐元清这四个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贡献,原因就在于,这四个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结合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强悍时代。这四个伟大朝代,从统治民族的成份上来看,纯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只有汉朝,唐朝则是汉族和鲜卑族联合执政,而元清两朝就完全是游牧民族执政。

  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靠近西北游牧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

  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惟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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