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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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