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底稿(序)_张鸣

写在前面

　　作为一个教书匠，读书写字，本是自家的功课，时间一久，就变成了习惯。每天如果不看几页文字，几天不写上几个字，心里就空得慌。据说，古代有写了文字，不求人知而藏之名山的，近人也有宣称，写东西只为自娱自乐，根本不想发表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境界，除了曾经写过的情书和偶尔写过的日记之外，写了就想发表，比较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想把文字变成铅字，换些钞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期，自己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够卖文为生。

　　理想化为现实，或者梦想成真，其实是个很煞风景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种不那么有品味的梦想。你会发现原来你的梦想居然是这样一种具体的劳作：在媒体的催促下，隔几天就要交作业，生命不息，作业不已。于是突然悟到，为什么佛家要用“业”这个概念，来概括说明人觉悟前的行为意识，真是生命有涯，苦海无边，作业难休。

　　当然，没有人强迫我，如果我能横下一条心，把钢笔和电脑都扔到垃圾堆里，把书一把火烧了，从此披发入山，或者下海，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做不到。古人有把读书人比成吞砒人的，那时候没有鸦片之类的毒品，没事给自己找病的人就小剂量地吃砒霜玩，时间一长就成了瘾，明知道对自己身体有害却还要吃。读书的行为，有点类似，有上瘾的感觉。曾经看过一个外国的小说，说是在法西斯德国时期，某博士被纳粹抓去，不上任何刑罚，也不关集中营，好吃好喝，就是不许看书，几乎活生生憋死；后来冒险偷了看守一本关于国际象棋的书，在关押期间没日没夜地研究，从来不知棋的他，等到自由来临的时候，已经成了举世无双的高手。小说也许是虚构的，但我对书的痴迷，却的确是文化革命的时代，革得遍地找不到书这种情景逼出来的。

　　余生也晚，“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才9岁。不过，不幸的是，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刚刚学会看书，不光看有画的小人书，还能看有字的大本书。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刚刚学会某种“本事”的时候，往往是最为着迷的时候，跟刚学会骑自行车，刚学会下棋一样，都劲头大得不得了，黑里白里就想这个，任谁也拦不住。可是，大家都知道，恰在这个时候，全国上下开始烧书了，一个“封、资、修”，就把几乎所有我们能看的书全伙囊括了，古代的都是封建主义，外国的都是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是修正主义。就连家里有马恩选集，都会被指责说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有教条主义之嫌。革命开始的时候，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看热闹，不用上课，天天玩，打群架，还挺兴奋，可是时间长了，没有东西看，总觉得饥渴得慌。没等革命的热火劲过去，我们一些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们开始私下传起了书看。这些书，都是烧余抄剩的孑遗，有心人冒险藏起来的，不过都挺好看，有小说，也有别的东西。由于属于非法行动，而且狼多肉少，每本书传到手上的时候，规定的阅读时间都很少，少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本500页左右的小说，居然给你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好在，那个时候，饥渴到了近乎疯狂地步的我们，看书个个都像是吞，可以一页一页囫囵个地咽下去。算起来，我肚子里大部分的外国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四大部中除《红楼梦》之外的三部，都是这么看完的。当然，比起那些能看到内部灰皮书的人来，我们在黑龙江农场所读到的东西，肯定属于小儿科，不过，那却是跟我生命的那一段息息相关的惟一精神食粮。

　　就像杰克·伦敦笔下那个饿坏了的水手，获救后总是掩饰不住对食物的疯狂欲望一样，我眼下对书的感觉，多少有点饥渴久了之后的变态。最大的毛病不在于总是要看书，而是看得快，看得杂。待到能写或者写了有人要的时候，看了以后，就还要写点什么。2005年结集的随笔集《历史的坏脾气》，由于出版日期大大拖后，所以，这本书刚刚卖了几个月，我发现一年积攒下来的东西，又可以出一本了。

　　现在这本集子里，虽说大多是写给报刊的专栏文章，其实还是读书的感想，东一点，西一点，点到为止，每篇都不长，每令读惯了长文章的朋友感到不解气。《历史的坏脾气》出来的时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书放在卫生间里最合适，方便一次，差不多就可以看完一篇。我的东西，大雅之堂肯定是上不去的，而且我也不想上去，在单位，地位很边缘，做的事也很边缘。写随笔也就是图大家一乐，如果乐了之后还能想起点什么，当然更好。

　　这样说，也许一向对我有学术上期许的人们，尤其是我的学生，会感到有些失望，说怎么这个张鸣怎么这么俗，怎么离学术越来越远？当然，学术我还是会碰的，大块的文章偶尔也会写上一篇两篇的，像从前在《读书》上发的那种，别人看来学术性比较强的随笔，也还会写。但是，我虽然身在高校，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学者，所以，对我来说，写东西就是要说事，借事讲道理，其实并不太在乎说的这个事和道理算不算是学术。对做历史的人来说，首先必须追求真实，不能不顾事实，没有根据地乱说；其次要写得明白晓畅，让人读了舒服；当然，道理讲得也能令人信服，而且若有所悟，那么，就更好了。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思想的缺失显得比学术的落伍更加严重。在千人一面、千口一词的境况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常常会感到窒息，打破这种窒息，对我来说，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不合时宜的怪论。其实，也只是看起来怪，本是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的常识而已。可惜，现在国人已经把常识忘记了。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后混迹于学界，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做个教书匠。教书之余喜欢写点东西，其中不少变成铅字出版，有论文数十，学术随笔上百。有所谓的学术专著《武夫治同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等，均遗憾多多。另有随笔集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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