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传(79)_廖小东

七十九

　　讲了自己的童年、青年时期以及对万事万物观点的转换后，李连杰又讲起了个人对物质的看法：“97年的时候我想退休，因为我发现，物质不能满足我心灵上的要求，因为我从七十年代，一次出国给母亲买一个手表，第二次就买一个手表给姐姐，后来给哥哥，后来觉得不过瘾，我努力去赚钱，买一个自行车，后来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自行车了，后来就买电视，彩电，那在七十年代是非常威风的事情，后来就买了冰箱、洗衣机，到后来买了房子，无限的为家庭做，为自己争取，当然自己也在买更好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会有汽车，有房子，有权力，有欲望，但是你发现，不光是我自己，物质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问题，解决我内心的痛苦，周围的人也不是，我有很多很穷的朋友，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非常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也痛苦。我觉得，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原来不仅仅是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心灵又是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不行，这个东西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我觉得物质，在某一个阶段是相当重要，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专心读书，我们不能专心的照顾家庭，我们不能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在某一个阶段是非常重要，但是跨过那个阶段以后，就是本质不变、量在变了。因为这个观点是，有的人有一千块钱一个月就开心了，有的人希望五万块，有的人希望五十万，这是一个量的区别，你给他一千块给五十万的人，他不会开心的，所以钱和物质并不能使每一个人开心，但是欲望又是无止尽的，我经常开玩笑，就算在座的，如果真指望发财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是李嘉诚，但是往前一开，还有一个比尔盖茨，更有钱，怎么样比比尔盖茨更有钱？所以我觉得物质不能解决心灵的痛苦。所以我开始变成了一个佛教徒，重新来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质结构是什么，心灵结构是什么，从这个当中找到很多快乐。”

　　说到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的话题，李连杰又十分感慨起来：“2003年，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后非常震撼，那年中国有28万人自杀了，当时我就想，20多万，每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姐妹，父母、爷爷奶奶、同学，那就是十倍的痛苦，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因为当你探讨心灵的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了解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关心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通过一部电影，《霍元甲》，去阐述我42年来所走过的心理历程，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告诉人们‘自强不息’，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重新再探讨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定位去看社会，去看生命，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的，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个正题，如果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奔驰，但是当你拥有了奔驰，也会有奔驰的麻烦，因为保养也很贵，保险也很贵。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是量的区别，本质并没有变，我之所以重复是量的区别。我有朋友是做总统，做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那个痛苦我喜欢。真的，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了解，在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多几个角度来看生命，他们灿烂的背后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但是我只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宗教里，都是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并没有结束。”

　　拍《霍元甲》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李连杰说出了他的初衷。“连简单的动物都了解普通的保护和爱，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在过去几年里，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强调，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一部分是针对美国的观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不停的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带动这种思想。其实《霍元甲》有一个蛮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真的，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灵。”

　　演讲中的李连杰完全没有一般明星的傲气，显得落落大方，又十分开朗。只见他，时而抱拳在胸前，时而挥拳在空中，又时不时的将手指放在嘴边，表情格外丰富。言谈中则兼容了中国文化的骨气，语言中处处流露出大而不争的佛家思想。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道无为的理念，向大学生传递着生活的哲学。

　　对于李连杰到美国拍电影存在争议的问题，李连杰说了他自己的观点：“我承认，在热爱我的中国观众里，并不满意我近期的作品，但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国和欧洲，恰恰喜欢我近期的电影。一个问题，两个答案，我就说，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到底是只给一部分人看还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北京这块土地长大的中国人，在五千年文化养育下的中国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只是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大的胸怀去包容各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信仰，把爱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是我真心思维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你们这一代里面，把这个思维的方法带到全世界去。”

　　“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好，因为我们团结起来，在这块土地上长大，随着我们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周边的很多国家很多都不舒服，周边突然有了一个强大的人。如果能够符合我们的国情，一度扩大延伸到红十字会的精神，世界上哪里有痛苦，哪里有中国人，不仅仅是以前的世界上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我希望改变为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做到的，再把这个精华提炼出来，哪里有痛苦，哪里有快乐，哪里就有红十字会，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一点点力，就有机会显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胸怀。所以，接下来我会希望继续和红十字会合作，从这五十万开始，我要再倒回来讲，其实出名的是我，出钱的是我太太。一个女人，站在男人的背后，我觉得很感谢她，拿出钱来，作为一个母亲去关心青少年，去关心整个社会，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公众的形象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人关心青少年。其实用一个智慧的眼睛看，就像一个身体，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肾，因为这个地方感染的时候，比如非洲，早晚会把病传染到你的全身，如果这个地方不理，迟早会把病传染到全身。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对我们民族有热爱，我很高兴，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整个人类一体化的高度上去看社会，这才是我们的祖先会开怀大笑的原因。”

　　在近一年中李连杰曾经三次面对死亡，他发觉生命才是最可贵的。“从印度洋海啸，到上一次我去西藏时患上强烈的高原反应，到这次南亚的地震，全部被我在一年中经历到了。说实话，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只想到让家人安全最重要，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爱的本能。但是在回到平静后我会想，那些名、利、权都是带不走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是起一个保管的作用，就像我在电影《霍元甲》中加入的那句对白‘我没有办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是我有勇气能走到生命的最后。’我希望能用我剩下的时间去做一些慈善事业，帮助贫困的人们和地区。”李连杰也同时表示，他还将在中国设立自己的“一基金”，每人捐一块钱，帮助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后，李连杰开始一一回答学子们的提问。站在演讲台上的李连杰与其说是一个武者，倒不如说是一个智者。在“答北大学子问”环节，他一上来便表示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在随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内，面对从家庭到事业，从电影到爱人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提问，李连杰真诚、自然，是滔滔不绝，有问必答，而每个答案都暗藏机锋，让现场掌声不断。很多问题不加思索，尤其在表达他的信佛的人生体会时，格外认真，不厌其烦地解释，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尽管结束后有的学生觉得他说得有点“玄”，但无一不为他的洒脱和真诚所感动。

　　从《少林寺》1天1块钱的片酬，到今天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片酬，李连杰如今对名利的态度是：“不做钱的奴隶”。“人追求幸福是不可避免的，谁不喜欢钱呢？那个时代实在是太苦了，大家都想努力去赚钱，养活家人。以前觉得钱是你成功的证明，人要靠好车、好房子这些外在的东西证明你内在的价值。但今天，我觉得，快乐与赚多少钱是两回事，你的快乐来自你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的摆设。所以现在的我，很愿意去付出、去爱、去做些有意义的事。”

　　说到当初辞演李安的《卧虎藏龙》是不是出于对名利的淡泊，李连杰马上说：“这只是一个男人的承诺。十年前我答应我太太，她生产我就休息一年陪伴她。仅此而已。”而对于不接受《黑客帝国》的角色，李连杰表示：“这是纯粹的商业考虑。是我的律师、会计师、经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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