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魂腔(58)_陈先发

五十八

　　县长又挺着臃肿的肚皮腾地站了起来，动情地说：“我也是从洪灾牙尖骨缝里活下来的苦娃子。对搬村的事，我有发言权。我的故乡魏家拐子，跟瘫子村可以说是一个胎盘塞着的难兄难弟。我记得清楚哇，小时候，土坯砌成的房屋被洪水哗哗冲垮，年年建，年年垮。我爹后来索性就搭个庵棚，不再建屋了。一逢雨，全家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漏。这是种什么样的苦哇？那年代全国都穷得骨头馊，也不觉得特别难捱。现在再让瘫子村乡亲遭这样的罪，良心何安啊。瘫子村的爹娘，无异于我自已的爹娘。看着他们至今仍没搬出灾窝子，我是夜不能寐。农民这个群体，有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安于现状、目光短视，我们政府可不能短视！我在这里撂下个狠话，明年汛期前，瘫子村再不迁上大堤，我作为一县之长，我就迁到瘫子村的茅棚里去。洪水扑过来，让它第一个就砸死我。小时候我是个活蹦乱跳的浪里白条，现在胖成个旱鸭子了，洪水来了，我绝不躲，死了也值！为什么呀？乡亲们喊我父母官，我不够格嘛，就当我是被父母官这三个字砸死的！”县长讲得鼻子发酸嗓子发硬，全场感动得掌声雷动。会上，我作为血案证人的角色已毫无意义，我悄悄溜了出来，像一个灰心的窃贼的影子。

　　下午，我搭乘硖石乡隔日一趟的长途车回到了省城。一年多，我带去写民俗流变史论文的便携电脑里，没敲进去一个字符。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粘稠的泥巴不停地甩上车窗。盛开霎亮黄花的乡野掠过，襁褓般的宁静。路旁闪着破败腌脏的三等小站，三、两个等车的农民，呆头呆脑地看着遥远的天空。一路的废可口可乐罐和旧报纸，几条瘦得皮包骨的野狗，在斜坡下的肥美春草中觅着午餐。瘫子村一下子成了股浮云，飘离了地面。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在姜斯年教授怒放着白色夹竹桃的小院，我突然接到了王清举的电话。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瘫子村的农民终于开始清洗那发霉的脑筋了，有几户已到镇上卖旧桌旧椅，近几天就要动迁了。”我问：“麻三叔和梅虎的命案了结了么？”

　　王清举愣了愣说：“死就死啦。有什么需要了结的呢？”

　　我说：“瘫子村人的犟性子就这么都顺了？”

　　王清举说：“等他们在安全的堤上过上好日子，不就顺了吗。”说话时，我捏着电话忽地走了神。我的脑中浮出了二瘸子那张老纹错综又眼神执拗的脸，我仿似看见了他挑着个发黑的大筐，筐内装了些锅碗、锩子之类的旧家当。一长溜地村民都挑着这样的大筐，队伍逶迤着向堤上移动着。这是一支彻头彻尾地被打败了的队伍。德贵叔步履蹒珊着赶不上趟地夹在队伍中。背有点驼的梅子孝在队尾歇斯底里地嚎着：“别走哇，别全走了哇！那三个石狮子谁把它搬上来呀！”长长的队列中没有一个人说话，梅子孝的啕哭给空旷河滩罩上了一层说不出的凄凉。

　　握着电话楞了半晌，我又缓过神来。我没头没脑地问道：“乡长，咱隔得这么远了，你能不能把手搁在心窝上说句良心话。梅虎烧祠的事是你授意的么？”

　　“我能干那缺德损寿的事儿吗！刚开始我确实想给他点压力，促一促麻三叔。我们原料想梅虎只是个抻着成条、揉着成团的软骨头、可怜虫。唉，别成想他性子却这么烈呀。不过在我看来，这父子的鲜血没算白流吧。若不是祠堂烧了，他们父子惨死了，瘫子村怎么可能搬迁呢？”王清举说。

　　我说：“死得值不值，只有老天爷知道了。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你很快就会换一顶更乌的乌纱帽戴了。我有一句话哽在喉咙里，不吐不快。你千万不要把瘫子村的这些农民，包括死掉的麻三叔和虎子，想的那么愚昧无知。你跟他们，甚至也算上我跟他们，是活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这距离不亚于阴阳相隔。”

　　王清举说：“你讲什么昏话呀，我听不懂。”没等他再说，我啪地就粗暴挂断了电话。

　　梅红也回瘫子村住了两个星期，回到了省城。她说梅祠烧了后，村子就像丢了魂一样，村民们什么事儿也议不起来了，许多户没跟子孝叔这几个长辈商量，就开始搬家了。“不再像瘫子村了。”梅红感叹说：“那以后许多事儿都突然地变了，在村头村尾转悠，哪里找得到家乡的那种感觉？记得你曾给我念的博尔赫斯的那句诗么，我把它改掉了：我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设想，天堂就应是逝去了的瘫子村的模样。在爹的坟头烧纸钱时，我一滴泪也没流，有些东西死了，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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