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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九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E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重病监护科的主任,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突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E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

  我和RENE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会有来护理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做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2楼,过会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E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E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的。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E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沥川在ICU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他看见了我,指间微动,我紧紧的握住他的手。

  我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E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嘛?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E调侃道。

  我问RENE:“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E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选好了。”RENE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副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E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然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又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睁开眼,我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翻好身后,护士用酒精擦拭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RENE,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合适每隔十五分钟过来根据血压调整强心剂(升压药)的剂量,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他的排尿量,每隔两个小时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他器官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奇虎。我看见一个护士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部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又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在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时间冲向护士,弄的他们有点烦我。

  正在此时,沥川突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语气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要重音,“Since when?”(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立场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我的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地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工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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