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婚(46)_涂俏

四六

　　阿妹清醒过来后，上楼收拾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发廊。

　　她跑到一个同乡男孩子那里，睡了两天两夜，也哭了两天两夜。阿妹惟一的念头，就是寻死。对于阿妹这类保留传统观念的打工妹来说，破坏了她的贞操，等于破坏了她一生的幸福。

　　阿妹痛下决心不做发廊妹，又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年纪小嫁人也不容易。她前思后想，找了一条不劳而获的路，那就是请人介绍，做了“二奶”。阿妹自我解嘲地说，在人们眼中，一个农村妹做了发廊妹，即便你没有做“鸡”，人家还是会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你。既然如此，干脆让一个男人包下来，也比人皆可夫要好。听了她的话，我内心一片冰凉。一个纯洁的女孩子，在那种染缸里待得太久了，也就慢慢地被腐蚀了心灵，很难用正常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问题。

　　阿妹在被强奸后，没有考虑如何去告发老板，告发那个强奸她的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里乡亲的，告什么告？阿妹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吞。后来，经两位同乡先后介绍，她先后被两个港客包养。对于文化不高、信息不灵的打工妹来说，在没有任何社会团体帮助她们维权的情况下，老乡是她们最大的信息来源，也是她们的支持系统。在这个支持系统全盘失灵的情况下，阿妹的悲剧将是不可避免的。

　　（三）

　　前面已经说了，阿妹是被同乡拉下水做“二奶”的，阿婷则是被亲生父母或亲戚送上这条歧路的。

　　在第二章与第十章中所讲到的怀孕的阿婷，那个渴望与所谓老公过一个团圆年的阿婷，川西山区人，今年23岁。她是被表姐拉下水的。

　　阿婷表姐先她一年来深圳，在关外一家工厂打工。有一次，像烂膏药一样胡乱贴在公共汽车站牌上的一则小广告，引起她的兴趣：招收月薪两万元的公关人士。不限年龄，只需漂亮，有意请电某某某。看着广告上几乎不成问题的应征条件，阿婷表姐有些奇怪，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其实，这是那些单干的“鸡头”专门猎取“雏鸡”的信息广告。阿婷表姐不知内幕、不知凶险，打了个电话试试。对方热情洋溢地欢迎她加盟，约她在一家小型招待所见面。见面后，听明原委，阿婷表姐说不干。对方是个壮实的中年男子，一身横肉，当即把她打了个半死。这家招待所原本是家黑店，是个淫窝，立即将她严加控制起来，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在万般无奈中，她不得不开始卖淫。这家对外营业的招待所，有一项没有写在纸上的服务项目：陪睡，设最低消费标准。阿婷表姐在“服务”时，结识了一位对她有情义的港客。不久，过上了相对平稳的“二奶”生活。

　　那时，阿婷已经在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店帮人卖衣服。阿婷表姐出于“有福同享”的热情，逼着港客给表妹找一个香港人。大约一个月后，表姐把她请到家，指着丈夫身边的一个老头说，这个人，就是帮她物色的香港对象，人家是认真的，将来是要同她结婚过日子的。阿婷只有17岁，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稀里糊涂地在表姐的祝福下，“嫁”给了香港老头。她不知道，表姐笑嘻嘻地从香港老头那里拿到了5000元的介绍费以及3000元“开处”费，一共8000元。

　　事后不久，当阿婷知道“老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娶”她时，就去找表姐讨个说法，表姐却笑着说：“这是行规呀，傻妹子。”阿婷气得掉头就走，此后，她再也没有答理表姐。

　　也就是这时候，阿婷知道“老公”不愿也不可能跟她结婚。她不想做人家的小老婆。事实上，“二奶”比小老婆的地位还要低贱。至少，小老婆，或者说姨太太、小妾，用《红楼梦》里凤姐儿的话说是“半个主子”，虽说只有半个，终究还是“主子”，在一个大家庭里也还有个“名分”。“二奶”就不同了，不过是偷偷摸摸地同居，毫无保障。想了想，她决意离开“老公”。

　　在内地老家的阿婷哥哥，知道妹妹要摆脱“二奶”的狼狈地位，打来长途电话劝说她，教育她要懂得珍惜，现在找一个好人不容易。在他的眼中，阿婷遇上了好人。因为，阿婷被包养的价格较高，每月可获得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这5000元，实际上是阿婷的“纯利”。此外，逢年过节，“老公”还会给阿婷红包。有时一个红包就是1万元。她要是“离婚”，家里就断了摇钱树，又要坠入贫困。在他家所在的村里，有一些女孩在重庆、武汉、深圳做“二奶”，一些人在做“鸡”，还有一些人在珠三角打工。村里有种嫌贫爱富的现象，凡是能够“嫁”给有钱人包括香港人或沿海地区男人做小的，地位与身份都很高，那些在外地的打工妹，没有钱寄回家的话，在村里说话的嗓音都不足。

　　阿婷执意要回到从前的打工生活，不愿伺候一个比自己父亲还要老的男人。哥哥见妹妹不听话，搬来嫂子当救兵。嫂子来到深圳，这个穷怕了苦怕了的山里大嫂，用她的价值判断反复“开导”阿婷：“女人有人养，不愁吃不愁穿，这才是天大的福，可惜我没有这个好福气，换了是我，打死我我也不会离开。”嫂子说，他们全家人一年到头，从春累到冬，田地里收下的苞米、稻谷、红苕统统加起来也卖不到5000块钱，她一个月就拿人家5000块，不要说下田，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你要知足，婷婷！”

　　阿婷打长途电话，向同乡女友倾诉心底的苦闷。女友却认为阿婷疯了，得了神经病，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还在抱怨，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她希望阿婷回老家来看看，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家乡有多穷啊！我还想叫你帮我介绍一个香港人呢！不管有多老，只要有口饭吃，不用吃苦就行了！”

　　用阿婷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做‘二奶’有什么怕的？好过在家乡挨苦受穷。”

　　就这样，动摇过一阵子的阿婷，重新回到“老公”的身边，开始安心地过起了让男人包养下来养儿育女的日子。

　　在海湾村里，我听说过好几位“二奶”都是经同乡介绍，并得到父母与亲戚朋友同意的。阿春告诉我，经常有些内地女孩子会到我居住的这个村里来，托熟人、同乡帮助介绍港客，想把自己卖出去。甚至，介绍对象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职业，还有人以此为生。不过，我至今还没有接触到这类“皮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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