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67)_柴静

六七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MPC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宇。”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动力吗？”

　　天色已经稠蓝，摄像机需要重新调白，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但师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没法说“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弯着脖子调焦，粗壮的后颈晒得通红，背上像有块盐碱地。

　　沈教练继续说：“这次奥运失败之后，我知道黄金宝的心里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一脚一脚在那踩，陪着队友训练，示范自己的错误，说：‘你不要学我。’”

　　他站在场边看，想让黄金宝停下来，说你不要再蹬了。

　　但实在开不了口。

　　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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