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62)_柴静

六二

　　第十四章真实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体育馆，几千人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回家，我们看着乌泱泱的人，商量“拍谁呢。”想法也一样：“谁都行。”
　　一对夫妻，男人穿旧的深绿呢子军服，四十岁左右，绵羊一样的眼睛，有点张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网兜拎着脸盆。就他们吧，我迎上去。

　　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车能过，每辆车载两个人。我坐在叶嫂身后，搂着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弯，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辆摩托车孤零零地悬在边上。往上开，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稠白的雾气像河一样，重得要用灯破开。

　　叶哥的家在一树梨花底下，深山冷，花还开着。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地基、堡坎都震坏了，这是叶哥叶嫂在震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站着，呆看着，手里挽的东西不知觉地落在地上。

　　镜头也那样呆着，谁都不说话，三四分钟。山里非常安静，只有些微的鸟叫，雨落在椿树的叶子上，细密地簌簌作响。

　　叶哥走进废墟，翻找出一样东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儿不动。我走过去看，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梁上挂着一串纸鹤，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叠得很笨拙，像大元宝，是两个月前，三八节那天，儿子送给叶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摇晃不停，地里干活的女人以为山神发怒，跪下来转圈向四面祈祷。叶哥一个大跳出屋，跃到土豆地里，片刻恍惚后，大叫一声，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县城，曲山小学在城里，儿子在上课。路已经断了，房子一样高的石头在路上堵着，路边的陡崖上都是树和灌木，叶哥从崖上往下连跑带跳，“像疯了一样”，二十多分钟到了县城旧城边上。县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两座山夹着，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压成片的出租车前盖。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

　　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但犹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

　　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听他说完，除了陪他们站着，一起去捡一只锅，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没有别的办法。

　　叶哥叶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把四边垫上，怕雨水进来，帐篷还没到，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搭在门口的梨树上，把房子里的床垫拖出来，放在里头。细雨纷纷，越下越密，落在人头上。我问过叶哥怎么不在灾民安置点等一等再回来，他说：“不要紧，那么多残疾人，我们好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我说：“舍不得你爸吗？”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问，搂他肩膀摇一摇。

　　打完蒜薹，女人们张罗着吃饭，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很满意的样子：“嗯，这个没偷走。”

　　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找点柴火，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锅里煮。水热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蜡黄。我负责切肉，一刀下去，热气直往上蹿，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声。

　　叶嫂扭头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滚刀切大块，煮，炒。

　　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大伙有了一点兴致。

　　把废墟清一淸，露天摆了三张矮桌子，天已经擦黑，村里人舍不得点火，借着麻蓝的天上一点晶明的星光挤着坐，狗在膝盖底下蹭来蹭去，不扔东西给它，它就拿嘴拱你腰一下，往后一坐，眼巴巴望着。叶哥一边扔点肉皮一边笑：“它好久没见着人了。”

　　陈威得拍这段，几米之外盯着机器。

　　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那个机器他们看惯了，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直对着镜头招呼他“来吃嘛。”

　　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扬扬手里的烟：“我抽完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举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算个团圆酒，来。”

　　这一杯下去，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

　　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跟他打招呼，“嗳”一声，男人之间那种口气。

　　那人偏过头对我说：“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不说话，走着走着，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

　　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

　　他说：“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我原来是军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

　　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四川人说“火落在脚背上”，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没办法了，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写作文，肯定会写《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甶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饭的时候，他右手拿筷子夹菜，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给它练牙。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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