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47)_柴静

四七

　　那些向我们举报的人领头闹事，把一个厂长赶下台，焊上铁门不让厂子生产，私卖设备分了一部分钱，不久又把另外一个厂长赶下台，又分了一部分钱。等陈坤志把拍卖控制成交后，他们以暴力相抗，拒不交地，把厂房和荒地拆成一个个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笔钱，都是这十几个人掌握了……这些人不是我出发前想象的受害工人阶级，没有群像，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穷苦人群体，只有一个一个诉求利益的人。

　　采访的时候，各方人士都写了遗书，认为自己将被黑帮分子所害，包括陈坤志也说“我被黑社会威胁”……我没克制住好奇，请每个人都把遗书念了一遍，每个人都声泪俱下。

　　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

　　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

　　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

　　“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人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

　　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查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

　　我把这些写在博客里，但有读者问：“记者价值中立并不等于价值冷漠，难道这个职业没有道德吗？”

　　二〇一一年，福建归真堂药业因活熊取胆汁人药，被众多名人与网友联名反对上市，企业负责人邱淑花接受采访前先哭了十几分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只说攻击她的人由西方反华势力推动，她也没有证据，只说：“就是陷害。”

　　我问：“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现在的社会发展了三十年之后对于动物的保护意识要比以前强了很多，声音也大了很多？”

　　她眼泪收住了：“这个我也没办法说了。”

　　我说：“那您愿意把情绪沉淀一下，再梳理一下这个问题么？”活熊取胆这件事与二十年来法律、经济、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变化和千百年来中国人与动物的关系有关。这些都不是情绪能够回答的，我多以“有没有可能……”开头来提问，也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一定是对的，不能轻易选择立场，只想通过提问来了解“如果你采取了某个立场，将不可避免作出什么选择，另一些人的选择会是什么，按照经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邱一直在强调绝不放弃活熊取胆，我问：“有没有可能你们一旦上市了，国家产业政策现在正在变化，将来这个产业萎缩之后对股东、对你们也有风险？”

　　她犹豫了一下，松了口：“人工替代品如果能研发，我们也可以研发。”

　　转变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晃动其实已经开始，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应国务院新闻办的邀请，我去跟政府官员座谈。其中一位说到他为什么要封闭新闻，“因为不管我放不放开，他们（记者）都不会说我好。”底下人都点头。

　　到我发言，我说，说三个细节吧。一是有一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是CNN的主持人卡弗蒂用“暴徒和恶棍”描述中国人的“辱华事件”。我跟美国街头遇到的黑人谈这事，他说我们很讨厌这个人，他也侮辱黑人，但他不代表CNN，也不代表白人，他只代表他自己。我又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谈到美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有明显的挑衅与失衡处，他们灰头土脸地说，“他们对我们也这样”，但他们接受记者的职业角色，因为“这是宪法给他们的权利”。

　　第二个细节是，有一次雪灾刚过，我去发改委采访一位官员，当时网上批评发改委在雪灾中有应急漏洞，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答完长出口气，说：“总算有人问我这问题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一个公开解释的机会。如果一直封闭新闻，结果就是大家都会相信传言，不会有人问你想回答的问题。

　　第三个细节是我在广东采访违法征地，刚坐下问第一个问题。这位市长就火了：“你居然敢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你们为什么要违法批地呢？”

　　他站起来指着摄像机爆粗口。

　　我提醒他：“市长，正录着呢。”“你给我关了！”他就要扑到机器上来了。

　　他怒气冲冲：“我没见过敢像你这样提问的记者。”

　　“我也从来没见过你这样连问题都不敢间答的市长。”我当时也有点急了，笫一次直接跟我的采访对象语言冲突。

　　我们第二天一早的飞机走，准备睡了，晚上十一点，他大概是酒醒了，脸如土色地在门口等着：“再采访我一次吧。”同事们对视一眼，说“别理他了”

　　上午的采访都已经录下来了，他是漫画式的形象，快意恩仇，而且充满戏剧性，观众爱看。但我们要的不是他的失态，而是信息。陈威老王架机器，我洗了把脸，说“坐吧”。采访了四十分钟，他说违法征地的决策程序和地方财税的压力。采访完出门时我对他说：“我可以不采访您，这您知道。但我采访了，是因为我尊重我的职业，也请您以后尊重记者。”

　　说完这三个细节，我说：“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一个数年未见的朋友碰面，说与几个人在酒吧里同看我的节目，“原来觉得你挺斗士的，一看你现在都专访官员了，都嘲笑你，我还替你辩解来着，说你也不容易。”

　　我说你听内容了么，他说没有，我说哦。

　　他说：“你变了，从你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

　　“你觉得这样好么？”我问他。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觉得……对你好就好。”

　　我说节目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官员说的信息，影响很多人生活，观众需要了解。他说：“哦那你就是……”他发出了咝咝的音，但还是把后面那个刺激的字收住了。

　　他说话就这个风格，我不以为怪：“不管报道谁，都是平等的吧。”“你真觉得你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说。

　　“对我来说，摄影机红灯亮的时候，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

　　他扑哧笑了，说：“太天真了。”

　　我也笑：“是，凡事信以为真。”

　　在采访笔记本前页，我抄了一段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不管围观者对他的期待有多深，环境有多鼓噪，他说：“我没有战斗的情感，也不打算写战歌。”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

　　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

　　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

　　他说：“准确。”

　　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

　　Ann说：“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我让老范编辑时把我表情过度的镜头掐掉，她不听，有时还要强调出来，加点音乐，觉得记者有情绪才能带动观众。我拿她没办法，只能自责：“你给我做一个牌子，采访时我再不克制就举牌子，上面写两个字：‘自重’。”没办法，方丈说得对，和尚和记者这两个工种，都要求人“能持”，持不了，或者不想持，只能别干了他送我那本《金刚经》里，有一句“念起即觉，觉即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

　　她嬉皮笑脸：“哎呀我们觉得挺好的，你又不是神仙姐姐。你是凡人，还是在地上走吧。”

　　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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