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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

  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

  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丛黑发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柴静比想象中瘦小,像个初二女生。有人在大声嚷嚷,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多人,就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新闻联播’和央视一套两会期间同时包装一名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惯了精雕细刻的深度报道的柴静,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这些对话,可能听见了也没心思想,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

  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这次涉及四个部门合作,三十多位记者同时参与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团,各有各的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节目很短,一人一句话就过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装一下节目。

  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

  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

  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

  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

  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吿诉她:做不到。”

  “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

  “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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