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29)_柴静

二九

　　我们采访前，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被甩开，之后一直做噩梦，哭着说：“妈妈对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拦住）呢。”Kim头摇得说不下去，想把哭声抿住，脖子上的筋脉全部凸起。她搂着女儿，对她说：“可以狠爸爸错误的行为，不要恨爸爸这个人。”

　　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父亲死去，母亲在狱中，安华的女儿小梅说：“一个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

　　“你觉得你爸爸有吗？”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顿地说：“有，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

　　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让爱天天住我家”。是她写的，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她轻唱：“让爱天天住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拥有……拥有……拥……”她张着嘴，发不出声音，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

　　这些孩子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岁，她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他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后喊“哥，哥”。

　　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里，吃什么。那晚，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

　　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

　　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调查。

　　没有完，完不了。

　　我和编导小仲去了登封。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领头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都辍学，是王朔小说里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们打架，有时是仇，有时是为了挣钱，有时只是娱乐。除了刀，他们还用铁链，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牙棒——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效果”更好。

　　我问打架最恨的那个：“你不怕死？”

　　“不怕。”他头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亲。离异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从没想过儿子在哪儿。他是个司机，开辆面包车，车厢里污秽不堪，挡风玻璃上溅满了鸟屎，座位边上满是滚倒的翠绿啤酒瓶和空烟盒，收音机的地方是一个洞，底下是一个烟灰托，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

　　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等他回来，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

　　他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到了村里，推开那扇门，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走错了吧？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腊月的，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般的衣柜，一件家具都没有。

　　“应该就是这儿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谁呀？”

　　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脚边是一只破铁锅，下面垫着石头，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连木头都没有，他劈不动。

　　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

　　“怎么不读书呢？”

　　村长说：“学校怎么管他呀？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

　　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他笑了一下，“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

　　“村里不管吗？”

　　“怎么管，谁还能天天管？”村长指着锅，“这都是偷来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点着，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他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把手伸在那口锅上，靠那点火气取暖。

　　村长叹口气，说：“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看能不能呼吁一下，给他捐点钱，啥问题都解决了。”

　　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

　　他们流浪到城市，从捡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聚集起来，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干脆不要床，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十岁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把家电裹起来，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然后打车离开。

　　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大家最恨的那个男孩说：“用来砸核桃。”

　　“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学功夫”，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他们把偷当娱乐，刚偷过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案子破了，他们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全放了。

　　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见到后倒没动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离他上次见，过了几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避开我，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转身对我说：“记者，走啦，去办点事儿。”

　　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

　　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

　　“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

　　“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

　　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

　　那个父亲双亡的十岁孩子，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走了几步，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给了他一百块钱。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

　　“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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