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15)_柴静

一五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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