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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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