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13)_柴静

一三

　　小地方没有电脑，没有书店，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和歪歪扭扭的简谱。

　　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是青少年杂志，有一页折过角，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怎么可能？她们都看。”

　　农村孩子上学晚，双城小学是六年制，苗苗已经十三岁，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翁美玲。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们找到小蔡家，她母亲拦住门说：“不要拍，我女儿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带坏了。”

　　我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

　　“……”

　　“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

　　“十几天了。”

　　“你担心吗？”

　　“……”

　　“让我试试吧。”

　　她让出一条路来。

　　小姑娘细眉细眼，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摄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问她，不吭声。我给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蓝墨水染了。

　　“忍什么呢？”

　　她不说话。

　　“能睡着吗？”

　　孩子摇摇头。

　　“想什么呢？”

　　她不说。

　　我们俩对着，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就明白了，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课本上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小蔡脸上泪水纵横。

　　她回身进了屋子，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

　　一个天真的誓言。

　　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

　　我问：“什么让她最痛苦？”

　　“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

　　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

　　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

　　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

　　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〇〇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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