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54)_姬晓东

一五四

　　元旦前才开过的驻站记者工作会在时隔两个月后再次静悄悄地召开。会议的主题只有一项，就是如何抓住海山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加大报纸经营力度，全面搞好综合创收。这些来自基层的记者当初被选拔出来的时候就是以懂得拉广告、会赚钱为首要条件的，他们写起新闻稿件来比较吃力，搞歪门邪道却都是一套套的很有见地，经过几年的实践，对于如何运作他们已是轻车熟路了。会议上，大家的讨论是异常激烈，提出的许多创收选题多是围绕医疗、教育、电讯、电力、保险等热门行业，大家还开诚布公地交流了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收”的具体做法。总编辑杨阳在悉心聆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发表了鼓舞士气的演讲。首先，他对于大家这些年里给予报社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其次，他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报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号召大家树立报兴我荣、报衰我耻的意识，和报社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共同谋求发展，力使大家的生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在热烈的掌声中，杨阳又讲起了朱军的故事，说诸位大概都认识本报原驻青坪的记者站站长朱军吧，过去他只是个开小食堂的老板，但在我们报社的精心培养和扶持下逐渐地成熟起来，现在朱军担任了中央某大刊物的主编，前些时候见到他时，人家开着奥迪A6，带着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抽的是“熊猫”烟，吃的是鲍鱼，很有派头的。这里为啥要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呢？就是想抛砖引玉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只有懒人没有笨人，只要努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今天平凡你我他，到明天“名记”可能就是你我他。杨阳抛完“砖”后，按照大家提出来的各个“目标”，逐个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要去寻找的突破口。分析完毕，杨阳扫视着大家说：“目前，社会反响最强烈的就是中小学乱收费问题，每年在各级召开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教育腐败深恶痛绝，教育部也搞过几次大的整顿，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省里、市里也公布了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乱收费。可下面为啥有令不行呢？中小学校开学在即，报社也不断接到读者关于教育乱收费的举报，依我看，一场特殊的‘新闻战’就从治理教育乱收费开始，向教育乱收费开炮！为此，各个记者站必须在报社的统一领导部署下，紧急行动起来，打击乱收费，促进报社搞创收。”杨阳的讲话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这些有经验的记者们对“以打促谈”的真正寓意都心知肚明。会后，记者部主任把海山市的十七个县区划成四个片，每片另外安排四名记者配合记者站的工作。临上“战场”前，参战的记者们配备了足够的“武器”：每组从记者部领取十个胶卷，到财务部门领取一沓空白发票。大家都很兴奋，连说这次有报社公开给撑腰，做几笔“大生意”是不成问题的。

　　这些记者的工资待遇平时很低，按照《牵手百姓报驻地记者管理考核办法》的规定，他们每月浮动工资900元，实行的是“三三制”，其中300元与新闻稿件挂钩，300元与发行工作挂钩，300元与广告挂钩，完成规定任务的足额发放，完不成的按比例扣除。但是没有哪个记者真正靠那点浮动工资生活的，因为报社的创收提成很高，最高提成可达到百分之三十。一方面是严格的创收考核，一方面是高额的提成，在双重刺激下，报社全体同仁，从副主编、部主任到记者和校对员一律以“创收”业绩论英雄，报社为此还颁布了详尽的创收计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从市到县再从县到乡镇采取了地毯式的搜刮办法，取得了辉煌的成效，无论是报社还是领导及个人都曾出现过短时期的“繁荣”。然而海山毕竟就只有那么些个单位，几年中，记者们仿佛是兢兢业业的渔夫不厌其烦地用小渔网在纷杂的社会这个大池塘里拉来拉去地捕捞，时间长了，再要捞上来大鱼已不是容易的事情。后来，完不成任务的记者越来越多，为了生存记者们只能不择手段地进行各种“采访”。此时做“生意”和“办案”也成为编辑记者见面的常用语。在这些“办案”记者里，担任青坪记者站站长的朱军便是杰出的一位。他像一只敬业的警犬用灵敏的鼻子在青坪县里嗅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新闻”。他在县公安局里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闲转着寻找线索。他从治安队意外地得知，头天晚上县环保局的一名干部在进行色情交易时被公安抓了现行，朱军抄完事情发生经过的记录后，正遇到此人满脸羞愧地来到治安大队交纳三千元罚金。朱军尾随着这名干部走到环保局大门口，猛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亮出自己的记者证说明身份，然后便煞有介事地开始了采访。昨晚的事情对这位干部来说已经是终身难忘的噩梦，一听嫖娼两个字脸色马上苍白起来，嘴唇哆嗦着哀求记者放自己一马。朱军笑着要了他的手机号码，留下“我会主动和你联系的”话后扬长而去。按照在治安队摘抄的办案记录，朱军写完“青坪环保局干部嫖娼被罚款”一稿后，打电话约该干部晚上十点到自己的办公室见面。记者站是由县工商局提供的，这是一座废弃的即将要拆迁的小楼，里面黑咕隆咚的不亮一盏灯。该干部提了两条香烟摸黑走进楼道，也许是心虚的缘故，竟在楼梯上摔了两个跟头，等到进屋时已是头发零乱、浑身肮脏。朱军把稿子给他看后，他猛地跪在地上哀求大记者发点善心，朱军冷冷地笑道，这个年头善心也是要用经济指标衡量的。干部哭泣地说，真不好意思，给公安局的罚款也是七凑八凑到处借来的。干部长时间的求饶，把好话都快说尽了，最后看求告无果，索性破罐子破摔地说，实在不行我只有听天由命了！长叹一声后丢下两条香烟，拖着哭声离开了记者站。本来，朱军想独自搞定这名干部，谁知事情弄到了这地步，看来不动点真的是难以下台了。于是他把稿子传真到记者部主任手里，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不无暗示地说了一些暧昧的话请主任酌情处理。很快，主任在稿件上加盖了记者部的公章，并在发稿签的“审处意见”一栏上写明：“公务员道德败坏去嫖娼，此问题的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干部队伍建设最近抓得很紧，一再强调要从严治理，此件先在本报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呈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及国家环保局等单位，领导同志批示后记者继续跟踪报道。”拿到这个传真件，朱军亲自到县环保局大院找到这名干部，神情严肃地拿出主任的批示意见请他过目，然后为难地说本来我也不想发发生在本乡田地里的事情的稿件，可上面领导盯得这么紧，我吃着人家的饭就得听领导的话。这回，干部看来真的了，他一点儿也不敢怠慢，他叫朱军在门口等着，不足一个钟头气喘吁吁地拿来五千元了结事情。朱军拿到钱后，他心里说你这家伙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如果那天痛快地拿钱，也省得给主任这份了，现在因为主任知道此事并出了面，只好也给他分了2000元。朱军常常自我解嘲地说，什么是当今媒体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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