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23)_姬晓东

一二三

　　在石寨山区的瓦缸乡有一个叫刘宏伟的普通农民，因为他能搞到各类扶贫款而出名，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是“扶贫托儿”。刘宏伟能要到钱的“真经”是：各级的扶贫资金都是一锅粥，有权的人能叫粥端到跟前，一般的老百姓只要会哭穷也能分到一碗粥。而刘宏伟多年来就是个会“哭”的穷“孩子”。

　　刘宏伟在省城里当过武警，还在省政府站了两年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复员后他一直与部队及以前的战友们保持着联系，而这层关系也成了他与各个扶贫资金发放部门建立关系的桥梁。为了能使这种关系牢靠，他想过不少办法，比如拿出家乡产的几斤杂粮，看战友家里忙，就主动地去买粮、扛煤气罐等，用诚心打动人家的心。

　　后来，他看到国家每年都有不少资金拨到乡村，便动了心思，把跑项目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先是拿村里的要钱报告，然后到县里、市里层层审批转报，每通过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请客送礼。等到过了市里到省里时，石寨当地产的花生、红枣等土特产再也打动不了人家了，有钱的时候请人家吃顿自己看起来算是像样的饭，或则送点烟酒这类礼品，一次少说也得七八百元，无钱时便厚了脸皮甚至到处长、科长办公室里倒痰盂。正是用这种拉关系、跑门路、厚脸皮的办法，在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以村集体的名义先后要到了大小十一笔涉及到抗旱、打坝、教育和交通建设等方面的八十多万元各类无偿资金。

　　按照事先和村里说好的，所有项目的前期投入均由刘宏伟个人负担，一旦项目跑到手后，不管款数多少都要给他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成。起先大多数村民认为，尽管刘宏伟积极向政府要钱要项目，他是希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但大家承认，没有他村里也争取不来扶贫资金，所以他拿点提成合情合理，于是便相安无事。当后来跑回来的钱多了，他再拿提成时，村干部和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有些过分了，便经常以种种理由拖拉。这次，他跑下来以工代赈的一个修桥项目，按照市里拨付的二十万元的款项，他要拿走提成五万元，大家便都发急了，因为本来修这座桥就需要三十万元，上面却只给了二十万元，等到被县里和乡里七扣八扣过后，真正到村上时只有十四万多元，修桥的缺口尚大，再将这么一大笔钱轻易地落到他个人的腰包，大家肯定都不干了。

　　为了这笔钱，刘宏伟说自己整整跑了一年多，劳神费力不算，仅垫付的差旅费、送礼费以及吃饭费就多达近四万元。“钱是我要来的，按照协议拿属于自己的那份这很合理”，他很是理直气壮。但闹归闹，因为钱不可能打到他家的账上，所以他拿着当时草签的协议找乡里闹，乡里不管，便到县里闹。目前，村里的桥没有动工，也没有任何单位和领导放话说刘宏伟的提成合情合理，所以，拿不到钱的“扶贫托儿”刘宏伟的故事似乎还要继续讲下去。

　　编后：长期以来，项目带动战略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但项目如何得来，是完全靠程序逐渐申报，等待漫长的批准呢，还是以组织的名义采取“特殊方式”，上省城、进京城积极争取？或是采取像刘宏伟这样的方式跑？项目到手后，是否要明着暗着报销费用，拿提成？希望读者踊跃参与讨论。

　　“扶贫托儿跑项目”一刊登出来，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报社自然来稿多达五千份以上。报纸不失时机地专门开辟了专栏，每天都有选择地刊登来稿。

　　有人认为，扶贫资金拨付无法可依，“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刘宏伟几年所跑来的近百万元扶贫款，多数是通过个人关系争取到的。“资金就在那里放着，要的人多得很，你不去跑，坐在家里是等不来的。”项目批给你也行，不批给你也行。你哭穷，还有人比你哭得更凶呢！从中刘慢慢摸出了门道，所谓的“机动性”也就是“随意性”。本来并不宽裕的“粥”，由于“会哭”的程度不同，“扶贫托儿”的能量有别，其分配就出现了不公不平的境况。

　　有人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这些资金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效益低下。他们举例说，上面按照设计下拨的建校专款到真正建设时，实际规模比原设计大大缩减，楼房变成平房，教室变小，阅览室、实验室不见踪影，建筑面积严重缩水且质量不容乐观；乡村公路本来是五米宽，修好后只有不到四米，而到验收的时候，领着验收人员到个别较宽的地段丈量一下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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