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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又等了半年,“名记”发稿的日子好像还没有看好,苗长川便想先在海山当地的媒体掀起点高潮。消息传到“名记”耳朵里,他又来到石寨说,这个典型是我单独采访的,谁也不能在我报道以前发出去。宣传部的人说,前几天有几家媒体都拿走了材料,有的还到村里采访过。“名记”说那些材料必须收回,别打乱了我的计划。他又对发稿心切的苗长川说:“中央最近召开一个有关‘三农’问题的会议,包括扶贫方面的内容,稿子现在也具备发稿条件了。不过光在我们一家媒体上发起不到轰动效应,应该联手中央驻省里的媒体进行联动,最好由新华社先发通稿,然后在《人民日报》和省报上使用。不过,现在的事情你也知道,干啥都需要运作,明白我的意思吗?”

  苗长川心里说,你他妈的真小看我,连运作都不懂,我能当上书记吗?嘴上却说:“那好,就派人跟你去运作。”

  “最好叫宣传部长去,这样也显得当地党委的重视。”

  苗长川派部长跟着“名记”在省城里“运作”,今天请这家媒体吃饭,明天给那位记者送上红包,还要给“名记”报销这样那样的名目繁多的条子,带去的五万元眼看要花光的时候,部长在宾馆里看到省报上发表了雷向阳的长篇通讯,连忙打电话告诉“名记”,对方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部长给苗长川汇报后,苗想这也好,不然还不知要陷进去多深才是底了。当天,宣传部长凑够一张机票钱,回到了海山。

  苗长川看到雷向阳写的报道后,感到比较意外,难道这是广告,但见这篇报道是很正规的头版转三版,看不出来有一丝的广告嫌疑。他不住地想,雷向阳为何悄无声息地要写这个通讯呢?百思不解中过了两个月,眼看年底就要到了,当雷向阳拿着发票找苗长川时,他方才明白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原来,雷向阳拿到崔秀展的先进材料后,明白这个典型是报社最近正在大力宣传的重点,他又从宣传部了解到苗长川对于推出这个典型的急切心情,便很用心地炮制出这个长篇通讯。此时,他拿着站里的发票找苗长川让他解决五万元的办公经费。苗长川知道,平时省报的一个专版需要十万元,现在五万元也算还划得来。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划得来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省扶贫办新上任的主任从省报上看到雷向阳的稿子后,十分重视,他又指示又发传真,还打电话,派出几个“笔杆子”亲自下到石寨,重新整理崔秀展的先进材料。苗长川又可气又好笑,可气的是,先进事迹材料不知给省扶贫办报过多少次了,可每次都石沉大海。可笑的是,现在事迹省报一登,上面好像是看到挖出了黄澄澄的一个富矿,争抢着要来淘金。

   如果说上次崔袖展在全省电视电话会上声泪俱下的演讲重在表现她个人奋斗和无私奉献,那只是栽下了梧桐树,现在这棵梧桐树已长成了参天的大树。经过长期的扶贫工作,基础不错的乡村基本走上了脱贫之路,剩下的都是绝对贫困的、很难啃的“硬骨头”,栽活树已不错了,要让这些树开花的话,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近年来,省上领导和扶贫政策研究室的秀才们为选拔这样的典型犯愁了多时都无结果。这次省报把一个鲜活的典型从天而降送到他们的面前,真叫他们欣喜万分。秀才们把材料写出后,省扶贫办主任看到更为翔实的事迹后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带许多人员来到石寨现场视察,看着更为激动,便连连叱问下属怎么以前没发现这个好典型呢?事实上,他的随员基本上都知道崔袖展在老主任时代已上过全省电视电话会,但谁也不想拂了新主任的面子。可县里好像不给其他人面子,在工作汇报会上,县里说他们每年都把崔袖展和一些先进集体及个人的先进材料上报省里,可是好像没有任何消息。扶贫办主任满脸愠怒,当场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机关处室里一些工作人员作风轻浮,工作效率低下,致使这样优秀的典型长期得不到推出,起不到典型示范作用。石寨的调研结束后,省扶贫办立即给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建议以省政府的名义在石寨县召开全省农村扶贫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尽快把这里的经验推向全省。

  省政府办公厅农业处电话通知海山市政府,省上拟两个月后在海山市石寨县召开全省扶贫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请海山市及石寨县政府和有关单位做好会议准备。市政府将情况向市委这边作了汇报,尚进说是省政府那边的会议,会议筹备及整个安排还是以你们政府全力以赴,叫石寨县全力配合。刘平化提醒尚进,说这也是和我们“三万”工程建设紧密联系的会议,是不是乘着这个东风把“三万”建设推向一个新高潮。尚进明白了刘平化的意思,沉吟了片刻,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辛苦一下担任起这个会议筹备小组的组长。刘平化忙说,时间是有,那就当吧!心里却在嘀咕,自从你来后,推行减少行政官员、强化经济意识、淡化官本位主义的一套做法,还将宝寨县作为全省组织部门党内民主改革、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取消了副书记和县委常委,实行“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互相监督”的委员制的集体领导模式,如果这样的试点蔓延开来,自己的这个常务副书记不是等于下岗了嘛。凭心而论,刘平化认为,在官场中人里面自己算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当然,也庆幸自己的老实,讲游戏规则),搞起工作都是有条不紊,扎扎实实,要不是前任书记和市长双双出了大事,哪有他们这些外来人的份,怎么说也该轮到自己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当市委书记被双规后,主持工作的他马上想出这个“三万”工程的高招,准备把全部的“宝”都压在工程上面,抱个大金娃娃。工程启动会议刚刚召开,上级却从南方选派来了尚进担任市委书记,并且市政府那边同时也从省里下来了罗平安,他顿时有些泄气。后来,石寨县的苗长川持之以恒地抓“三万”工程,还培养起崔袖展这么个先进典型,又给他焕发了信心,他寄希望于这个先进人物能很快推出,到时候说不定自己也成为报告团成员,走遍大江南北,受到领导人接见,更重要的是以此给自己的头上弄个“花环”。可命运不济,不知道是啥原因,崔袖展老是推不出去。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尚进有很大的责任,作为市委书记,培养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先进典型远比上一两个项目、给GDP增加几个百分点更为重要,也许这就是南北干部观念上的差异了。但不管怎么说,尚进来到海山几年,对“三万”工程熟视无睹,甚至是有些厌恶,这从他一次表彰会甚至电视电话会都不参加上很能说明问题。你不积极,你厌恶,但我还靠这个政绩工程上台阶呢,刘平化在心里嘀咕。

  对于刘平化心里打的“小九九”,尚进的内心跟镜子一般明亮。他记得电影《芙蓉镇》里有一个人,一不搞运动就犯病,而一旦叫他敲起大锣,高喊着“运动啦!”马上换了一个人一样,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提起搞运动便手舞足蹈的人很多,因为这是多少年来这些人学习和练就的拿手戏,学非所用必使他们难受、足憋。有着多次担任地区体育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地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经历的刘平化,自然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就说这个“三万”工程,尚进在上任后看到的第一份市委文件便是有关这个工程,里面简直乱七八糟,提法本身就很不符合逻辑。全市抽调一万名干部进驻一万个村庄,解决一万个突出问题,首先要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干部;再说即使有这么多的干部,一人住一村还要全年里住够270天,否则便给以纪律处罚。不说一人一村单独起灶给村里带来多少麻烦,就说住够270天的问题,一年有104个双休日,再加上10天法定的节假日,这样的话,要住够270天岂不是违反了《劳动法》吗?组织都犯法了又怎能给干部处罚呢?可想而知,这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既然刘平化热衷于搞这一套运动,那就随他去吧,俗话说无事要生非啊!何况他后面还有一大批当地的干部。尚进可不想触动这张乱七八糟的网。这个“三万”工程迟早要被取消的,只不过要有过程,根深蒂固的东西要改变起来远比经济建设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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