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4)_姬晓东

二十四

　　跟着采访了三四次，何站长的那些套路动作杨阳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而对于何站长本人的水平，他已在心里嗤之以鼻起来，因为看到了何站长在张扬后面的色厉内荏和底气不足。

　　从外表看杨阳真的其貌不扬，掉进人堆就像一滴雨珠掉进大海那样马上被淹没，从他爬着上“三菱”吉普车的动作估计，他的身高大概还不到一米六，他是头大腿短腰子粗，三十岁的年龄，长着一颗六十岁爱因斯坦般的老人头，满脸沟壑纵横，两只眼睛也一高一低。这两只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眼睛，像是京剧里有意识地用化妆手段提起的眼角，人工制造出鼓鼓的虎眼，虽然威风凛凛，可总是有几分虚假的成分在里面。总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这个人浑身都是猥琐的样子。

　　杨阳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老牌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大学一毕业便从省城分配到海山地区的一个乡政府里工作。看大学生写写划划，的确有些功底，乡里便把他放在文书的岗位，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明确说他就是乡里的文书。在忍辱负重的生活里，无助的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和农村姑娘结了婚，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一次，乡里的一个老地主拿出一份发黄的纸片要求做曾支援过革命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不可能给地主做，但他识别了这张黄纸片的真伪，原来这是给红军捐献过大洋的凭证。从地主的黄纸片里他想到，自己的老家是革命老区，当年如果家里的老地主前辈们没给八路军做过什么贡献，那肯定早就被砍了头。信心十足的他决定从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回到老家，极力唤起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爷爷的红色革命回忆。果真，在他的诱导启发下，老人想起曾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捐献过五十石粮食，土改的时候还主动拿出二十亩上好的水地给过贫苦的乡亲。在爷爷费力的回忆下，他找到了同样是耄耋之年的几个证明人，几经努力使全家的身份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从此他也在政治上抬起头来，成为正式的乡文书。可刚更改成分后没两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地开始了，长期受到乡长压抑的他积极投身于造反运动，很快夺权当上了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看来，人他妈的劣根性都是如此，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无官的时候他反对官，自己有了官职后便颐指气使成了变色龙，首先对结发的土妻子产生了厌恶情绪，常常以革命工作繁忙的名义不回家，后来革命到了浑身散发着铁姑娘味道的公社广播站播音员小贾的被窝里。

　　好日子来得快了，走得也很彻底，和播音员的鸳鸯蝴蝶梦缠绵了不长的时间，很快便被惊醒。那时候，冬日的夜晚是十分漫长的，特别是在广阔的农村里。那天，他慷慨激昂地对“地富反坏右”们开完批斗会后，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会儿，看着大家都走了，便轻车熟路地又偷偷钻进乡广播站院子里。当时，广播里还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可两人不顾一切地亲热温存。联播节目播完后便到了全天广播结束的时候。两人正在大战，难舍难分里，两人的器官合在一起，光着身子同时挪动到了机器前，慌乱的幸福中只切断了转播中央台的信号，而发送本地节目的信号并未关闭，这样他们的活动便成了现场直播，翻云覆雨中的呻吟和对话瞬间通过电波传遍全公社，“你揩你的，我揩我的”，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对白。有了这档子事情，杨阳的父亲又开始臭不可闻了，更有对坐上“直升飞机”的他不满的人，重新翻腾起他家的历史问题，结果发现好多的疑点，包括给八路军捐粮的事情都打上了问号。一旦再次打入地狱，那便直达十八层。最具有侮辱性的是他被人牵上毛驴倒骑着，后背挂一个上书“玩弄女性大流氓”的大牌子，胸前则挂着一串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那种千层布鞋，鞋底全用锥子扎开，鞋帮被撕成一条条的，意寓他是“搞破鞋”专家。多次游斗之后，他们全家一棍子被彻底打到深山里，成了地道的农民。当了农民后的他再没地方搞破鞋了，只得在自己老婆的肚皮上经营，很快杨阳降生了，此时是七十年代中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杨阳只知道地位的重要，至于什么自尊、自爱那都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尽管杨阳为了获得地位而发愤读书，十几年里熬油点灯的，在内心深处他有着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可到了高中毕业时只勉强考取了省师范学校，面对这样的学校，再看自己的家庭，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去就读。一个未来的小学教师和期盼中得到被万人仰慕的地位相比，二者真是天壤之别。三年中师毕业后，他们这些师范生连县城小学都难以留下，而是听天由命地一步分配到离县城足有一百多公里、至今还在点煤油灯的一所乡村小学。心灰意冷中，在几个昔日朋友的怂恿下，他们瞄准海山出产的杂粮品种多、纯天然的优势，索性自己聘请了教师代替自己上课，而他则放开手脚做起了以贩卖大明绿豆为主的杂粮贩子。

　　随便搞个社会调查，要问官场上最厉害的人是谁？答案肯定是，谁的官大谁就最厉害。其实，无论在大小的官场上，最厉害的不是官，而是那些久在官场却要放弃做官的人。当一个具备一定优势却因为完全对官场失望而导致彻底的无所求时，这个人便重新能找到做人的尊严和感觉，随之而来的便是趾高气扬地藐视一切，包括曾经在他看来是那么高高在上的那些领导们。基于同样的道理，聪明的杨阳看破了红尘，撕下了假斯文的面具做起真正的粮贩子后，他的聪明才智势如冲破了大坝阻拦的洪水，一泻千里而势不可挡。

　　虽然贩卖小杂粮是能来钱的，可这钱也来得很辛苦，小贩子们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每年庄稼入种后，他们便开始过起以村为家的生活。整天转悠在大山深处，看粮食的长势，评估当年的收成，和种粮大户预定收购粮食。在秋收后的几个月里，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不是蹲在乡镇上挂起招牌，租个仓库一斤一斤地收购入库，再不就是奔波在乡村道路、省道和国道上进行贩运，直忙到腊月才能消停。这样的生活久了，杨阳发现并没有泯灭自己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和欲望，他经常躺在土炕上，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怀揣硬邦邦的票子，人模狗样地徜徉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当看到《劳动者之家》报社招聘记者站站长后，他毅然决然地取出两万元孝敬给何站长，之后一马平川地顺利通过面试、初试、复试，当过五关斩六将的几轮下来后，对记者行当一窍不通的杨阳算是明白记者是个啥玩意了，一个堂堂的记者站，除了不给记者发一分钱工资外，反过来还要记者倒给报社缴纳几十万元，这不是明摆着鼓励记者站的人员到基层胡整嘛！不过话又说了回来，报社既给政策支持站里胡来，那则要看记者的胆量了，而要说杨阳那是啥都缺，就惟独不缺胆量。他暗自笑着开始了最后的考试，当一看到题目立马有了主意，决定下个最大的赌注：倾其多年来所赚得的10万元来做“站长保证金”，还咬牙确定了50万元的创收指标，以此极具个人魄力的答案，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海山记者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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