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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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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军翻出十几张发票的复印件,凑到童彦的眼前,一张一张地翻着让他看。童彦仔细地辨认着徐树军指给他看的那些发票的签字,与其他发票上的签字进行对照,他发现,这些发票的签字的笔迹与其他发票签字的笔迹确实有点异样,值得怀疑。他看着徐树军,迷惑地说:“这么大宗的开支,谁这么大的胆,模仿局长的笔迹签字报销?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徐树军拿出笔,说:“我给你写几个字,你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说着他写下了:支徐树军××年×月×日。 徐树军比画着谈了他的笔迹的特征,又指出那些假签名的笔迹,说:“稍稍仔细一点看,一看就能看出来,这签字是假的。”他沉思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这么大的事,我竟浑然不觉,叫人卖了,难道还要给人家数钱吗?” 童彦说:“这些发票涉及的金额有好几万元,恐怕要做笔迹鉴定才能定性。你看这样好吗,资金使用的问题,等笔迹鉴定以后再说,我们谈别的问题如何?” 徐树军说:“悉听尊便。” 童:有人反映,你在用人问题上存在任人唯亲的问题,谈谈这个问题吧。 徐(沉默半晌):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手上调进过三个人,除任之良是我选的外,其余两个都是市上的领导推荐的,有的人有明显的劣迹,进来之前,我也顶过。比如冯晓仁,我不想要,但上面压得紧,我没有顶住,就调进来了。进来时间不长,出于同样的原因,给他任了个科长,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管着。人没啥本事,事情倒不少。要说用错了人,此人便是。其他方面,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 童:这个冯晓仁,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我们也听说过,但又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理论的事。倒是这个任之良,反映到我们这儿的事,有鼻子有眼的。人家都说,后台就是你,是你纵容的。 徐:反映问题,那是人家的权利,嘴长在人家的脸上,说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说到任之良,说实话,我是信任他的,工作中也放得开。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人,比较清高,对公家的钱物不屑于贪占,放开手脚让他干,我放心。第二,此人疾恶如仇,但头脑冷静,遇事不事张扬,协调处理善恶之事滴水不漏,也就是说,不仅自己不贪占公家的财物,对损公肥私的人或事,该怎么做,他分寸把握得好。第三,工作能力强,你们知道,我文化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不用一些有文化、会干事的人,我这个局长是当不下去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我经常向他咨询,征求他的意见,在别人看来,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财务一支笔,这是你们的规定,这支笔由我来管,办公室又是我直接管理的,有人怀疑我们有经济利益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能容忍往一个好人的头上泼脏水,往一个好干部的脸上抹黑。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让组织上了解了解任之良。 童:照你这么说,是有人诬陷任之良了? 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好人有个好报,至少不要遭恶报。 童(满脸不高兴):有人反映,任之良生活作风相当随便,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关系暧昧。这些事你不知道? 徐:我没听说他跟不三不四的女人有什么关系。他是和一些女性有来往,但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仅仅是朋友而已。 童(提高了声音):成天和娱乐场所的女人混在一起,恐怕用“朋友”两字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的徐大局长,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啊? 徐:当然,在公务活动中,由于职务的关系,少不了经常陪客人出入那种场所,但我知道,他从来不跟那种女孩子黏糊。在社会交往中也一样,他朋友很少,异性朋友更少,要有,肯定是和他谈得来的那种,不会是男男女女的那种。 童:是吗? 徐:要是不信,你们还是按你们的规矩查吧,我相信你们会给他一个清白的。 童:好吧,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下面你谈谈你们班子的配合和团结问题。比如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说你不讲民主,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作风严重。 徐: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谈这个问题,作为这个班子的班长,班子没有带好,我有责任。但是,如果班子中有些成员压根就不配做领导干部,你让我怎么带?我又怎么能带好呢? 童:关于班子成员个人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今天的谈话之列。 徐:可我觉得这不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与班子的问题紧密联系的问题。就是说,要谈班子的配合和民主的问题,就不能不谈班子中的某些成员。我们有个副局长,你和他谈工作,他装聋卖哑,你征求他对某一项工作的意见,他装疯弄傻,说什么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是我告状,这个人想问题、做事情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事,他争着干,不让他干,他就说你不讲民主。他从中谋不到利的事,你让他干,他千方百计推,死皮赖脸地磨,就是不接受,不干。开会议事,也是这样,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你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拍着胸脯就要干,对自己没利的,要么不表态,要么顶着不让你干。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对他讲民主呀?完全依着他,对他是讲民主了,可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纳税人吗! 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最后,童彦要他就群众反映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写个说明,限期交上来。徐树军心情十分沉重,怏怏不快地离开了这里。出了市委大楼,眼看快到中午了,他也没有回局里,直接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时下流行几句顺口溜,说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闹的,闹的不如不要脸的,不要脸的不如不怕死的。他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这话说得入木三分,说到要害处了。 在这几年里,请客送礼的事是有的,他想了想,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与省厅的交往中;二是为了与本市有关部门搞好关系,求得这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三是接待外地来客(近些年,本市的这项业务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所谓学习取经的外地同行来的很多);四是和市上有关领导的交往中发生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干工作中逼出来的。现如今,要想干点事,干成点事,不想点歪点子,走点歪路子,成吗?在公务交往中请客送礼,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话说回来,如果组织上认真了,或者领导层有人盯上你了,想给你点颜色看看,或找个岔子把你从现在的岗位上拿下来,就是鸡蛋里,也给你挑出几块骨头来。从严掌握的话,拿公款请客送礼,本身就是问题,不管你请的是哪里的客,送得是哪门子礼。 想到这里,他叹口气,心想,自己老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大不了这个局长不干了呗,还能怎么样呀!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可又为任之良捏一把汗,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想,任之良就没有想着得罪谁,也没有得罪过谁,谁就这么对他过意不去,非要给他找点事不可呢!不就是在工作上和他密切配合,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或者让一些人看着不顺眼,故意给他找点难堪。因此,说到底是他连累了任之良。想起这些,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想了很多,午饭也没有吃,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下午三点钟,起床后,他给任之良打了个电话,问局里有没有什么事。任之良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省厅来电话,通知了个紧急会议,明天到省城报到,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带不带车。徐树军说,车就不带了,来回的过路费比火车票高出好多,还是晚上坐火车走吧,劳驾你给买张火车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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