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16)_蒋世杰

十六

　　徐树军、任之良他们再次赶到地震灾区，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安置。受灾严重的村，家家户户搭建了帐篷和暖窝（在地上挖个坑，用木料和麦草盖住上边，人住在里面，比帐篷里还暖和，故被当地人叫做暖窝），加上送来了烧煤和粮食，度过这个冬天，看来问题不大。

　　他们在乡上了解了一些面上的情况，就走村串户，核实一些情况，为安排下一步的救灾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们来到马莲沟村，进村不久，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位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姑娘，与一伙解放军战士面对面地跪着，都在向对方请求着什么。任之良愣了一下，急忙走过去，就要扶起那老人。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一双泪眼看着他，哽哽咽咽地对他说：“这不是任家的良子嘛，你来得正好，你劝劝他们吧，收下我这老婆子这点心意吧！”她说着把一篮子鸡蛋交到任之良手上。

　　任之良接过篮子，放到地上，就往起拉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起来，任之良说：“老婶子，有话起来说，这样可不好。让他们的首长知道了，可是要挨批评的呀。”

　　老人听了这话，就擦眼抹泪地站起来。战士们见老人站起来，也就一个个站了起来，他们把老人扶到帐篷门前，坐在一根木头上，反复说着一句话：“老人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我们不能收，这是纪律。”

　　任之良对老人说：“老婶子，这样多为难他们呀，你看，让战士们跪在这样冰冷的地上，你也不怕他们跪出毛病来呀。”

　　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说：“任家良子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条老命是他们给捡回来的，眼下他们要走，我老婆子也没个啥，就煮了这几个鸡蛋，又不值钱的，表表我老婆子的心。他们硬是不肯要，这叫我咋过意得去啊！”

　　原来，这老人身边没有儿女，和一个小孙女相依为命。地震那天，她家的两间土坯房被震塌了，她和小孙女被埋在废墟中。连夜赶来的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挖出老人和小孙女，送到附近的医院，由战士们轮流去医院侍候她老人家和小孙女。所幸她祖孙俩都只受了点外伤，不几日就出院了。老人回到村里，战士们为她搭建了帐篷，送来了大米、面粉、罐头、衣被、药品和几百块钱，又帮老人挑水、劈柴、生火、做饭、洗衣裳，使老人度过了地震之后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在战士们完成任务就要撤离的前一天，老人从东家西家凑呀凑的，凑了几十个鸡蛋，带着小孙女到战士们的驻地送行。不料，战士们死活不肯收下她的鸡蛋，情急之下，老人一把拉着小孙女，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战士们的面前。任战士们怎么劝，怎么拉，她就是不起来，说不收她的鸡蛋，她就这样跪着把战士们送出村子。战士们无奈，面对老人，也齐刷刷地跪下来，就这样，被任之良他们给碰上了。

　　任之良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老人说，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能随便收群众的东西的，劝她还是不要为难战士们了。老人仍然不肯罢休。任之良说：“战士们就要走了，鸡蛋你先放着，我走的时候替你带到市里，再通过组织交给战士们，你看这样可以吗？”

　　老人想一想，同意了。战士们也松了一口气，他们给老人敬了个礼，排好队，向村头走去。老人流着泪，望着战士们，直到他们渐渐远去的影子在她的视野里消失。

　　战士们走了，任之良把老人送到帐篷里，问了问老人有没有过冬的煤，粮食够不够吃，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老人一一做了回答。任之良在老人的帐篷内外看了看，对老人说了些安慰的话，向另一家走去。

　　看了几户人家，情况都差不多。任之良很想去看看母亲，便向徐树军请了一会儿假，徐树军说：“还是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她老人家吧。灾情发生后，你一直忙着救灾的事，也很少来照管她，孤儿寡母的，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

　　他们一行到了任之良母亲的帐篷里，母亲明显地消瘦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她见了儿子，满脸堆起笑容，慌忙让着客人坐。任之良对来人一一做了介绍，母亲笑呵呵地问着好，又忙着倒茶、拿馍馍。他们坐定后，徐树军便向她问长问短，和她寒暄上了。母亲说，村上挺照顾她的，第一批帐篷刚到，就给她搭了一顶，村上、社里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往她家里跑，现在吃穿都一应俱全，什么也不用愁。

　　她见徐树军他们挺随和的，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了。当她讲到一个从外地人来灾区帮忙的事，引起了徐树军他们的注意，都静下来，听她讲这个外乡人的故事。

　　她说这个人是自己带着干粮来到马莲沟的，起初大家还以为是马莲沟谁家的亲戚呢，后来才发现，这里并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他从大老远的来，就是为受了灾祸的人做点事的。他来以后，给母亲劈柴、挑水，送孙子上学，还从废墟中挖木头、家具。

　　“你们进门的时候也看到了，”母亲说，“帐篷外面放的那些个木头，就是这人一根一根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手都出血了，看着都让人心疼。”她又指着帐篷里的家具，“你们看，这些个东西，也是他挖出来的，挖出来都破得收拾不到一起了，是他一片一片地搬过来，给修好的。”她叹口气，“这人呀，不仅心眼儿好，还是位细心人呢。”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徐树军也感叹道。

　　“可不是吗。”母亲又说开了，“那些日子里，总有一些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做这做那，还有一些手艺人，给我们修个桌子板凳，补个锅锅碗碗，垒个墙码个砖的，还来过一些乡村大夫，自己带着药呀什么的，白白给我们看病吃药。这些个人，这么帮我们干活，到谁家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不吃我们的，说我们正缺粮食呢。你们说，这都是些多好的人呀！”

　　“我们也听说一些，”徐树军问，“你有没有问过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留下姓名的？”

　　“这倒没有，”母亲有点遗憾地说，“会听口音的人说，这些人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有的还老远老远哩。也没有听谁说留下名字的，人家都不肯说。像我前面说的，帮着我干了活的那个，我咋问，他都不说，他只说他是一个‘好心人’，还说，如果有一天，他有难了，别人也会去帮他的。”

　　任之良听到这儿，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他想，人类的这种行为，被我们套上了崇高的光环，称作一种高尚的行为。是的，从道德层面讲，这确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高尚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人都会说，是教育的结果，是后天学习形成的。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会把这样的观念打个粉碎。母亲说到的那些好心人，是周边地区的农民，他们也许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人教导他们怎样去为别人服务，他们的这种高尚行为的动机来自内心深处，这是一种刻在骨头里的东西，相反，有的一生都在接受“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的人，他的一生都在损害人民的利益。这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母亲还在和徐树军说着话，任之良望着她，心里一阵难过。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惦记着母亲，他知道，母亲在这段时间的生活会有人照顾，事实上也是这样，震灾发生后，母亲的生活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他同样知道，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母亲是多么需要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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