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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外面的阳光很强烈,站在门口的弟弟像是一幅帖在玻璃窗上的剪纸。我看不出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笑,他笑得是那样的纯净,仿佛一个婴儿满足于得到了一件开心的玩具。我坐着没动,我在等他叫我,我在等待那一声让我可以飞起来的“哥哥”。我爹推了我一把:“大远,你怎么不说话?没看见你弟弟来了吗?”我弟弟笑了一阵,突然“哇”地一声蹲在了地下,他哭得很伤心:“你不是我哥哥,你不是我哥哥……”我愣住了,怎么回事儿?他傻得越发厉害了吗?我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二子,你怎么了?”“滚开,你这个骗子!”我弟弟很有力气,猛地把我晃倒了。我弟弟哭得更厉害了,简直是在唱歌:“你骗了我,你说你在北京出差,原来你是在蹲监狱……”

  我躺在地下喃喃地说,“都是哥哥不好,难受的话你就打我吧。”我弟弟的脸上淌满了眼泪和鼻涕,他瞪着我一声不吭,外面的阳光把他的脸照得像一团火球。我坐起来,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拿到他的眼前晃着:“弟弟,你看,这是你给我买的皮鞋,我一直穿着呢……你看,一点儿没破,像新的一样。”

  我爹过来接过皮鞋,用衣袖一下一下地擦着:“二子,你哥哥一直惦记着你……”

  大约是在去年冬天,我爹去监狱看我,问起我弟弟,我爹说:“呵呵,那可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前一阵我怕他在家闲出毛病来,就去街道福利厂拿了一些做编织袋的材料来家,让他没事拶成编织袋,一来有点儿事情干不烦躁,二来也好补贴家用。这小子很能干,一学就会,一天能出二十多条成品编织袋呢。一条编织袋人家给五分钱,二十条就是一块钱,一个月下来,挣得钱跟我都差不多了。

  他的钱不让别人动,一直都攒着,说是等攒够了去北京的车票就去北京找你。前几天他跟我说,钱攒得差不多了,要走,问我你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出差?我糊弄他说,你在天安门旁边的一个炼钢厂里当司机,既然你想去见你哥哥,就帮我也攒个车票钱吧,咱们俩一起去。话说过了也就说过了,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儿,谁知道第二天一早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考虑到了,他是真的走了。我就跑去了车站,他手里捏着一张去北京的车票正眼巴巴地看着进站口呢……”

  我听得头发全竖起来了,心像被一只爪子捏着,鸡皮疙瘩一层一层地起。我想埋怨我爹,可又不知道如何说出口,我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连忙说:“我把他拉回家,就没再让他干活,那几天一直在家陪他。打那以后,他经常不吃饭,老是拿着你的照片抹眼泪,我说,你哥哥快要回来了,你总是这样,你哥哥知道了也不会乐意呀。他很听话,不哭了,逼着我去跟火车站要他的车票钱,后来他拿着这些钱给你去买了一双皮鞋,说要等你回来亲手送给你。”

  那天我爹走了以后我很难受,回监舍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在信里我嘱咐我爹,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攒点钱把我弟弟再送回培智小学,管怎么说我弟弟在那里也能安稳一些,等我出去以后,我想办法照顾他,我会让他跟正常孩子一样生活的。我又请胡四帮我画了一幅肖像画,送给弟弟。画儿里,我还是我,只是穿戴上两样——我穿着炼钢工人的衣服,迎着风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挺直腰板,威风凛凛。画儿的下面我写道:首都钢铁厂炼钢车间生产标兵杨远留念,1986年10月10日。

  那几天一直在下雪,因为天冷,我们车间的床子开动不起来了,大家就留在监舍里学习,不用出工了。我经常趴在走廊头上的铁窗前看漫天飞舞的雪花,我幻想着自己是某一片雪花,突然一阵风吹过来,把我吹到大墙外面,我借着风力一刻不停地往家里飘,在我飘的时候千万不要出太阳,那样我就融化掉了,我就变成一滴水了,我就回不了家了;最好我家里也很冷,冷得让我可以飘在弟弟的床头跟他聊上一会儿,直到我弟弟把我认出来为止……这样想着,我就笑,笑完了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

  一天傍晚,那五来找我,神秘兮兮地问:“蝴蝶,你是不是有个弟弟?”

  我很纳闷,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有啊。”

  他瞪大了眼睛:“是不是十多岁,胖乎乎,嗓门挺大的?”

  我说:“是啊,你见过他?”

  他告诉我,因为他在车间干开电瓶车的活儿,这几天一直往车间里送机油,送完了就爬到树上看外面的光景。三天前,他发现一个小男孩每天中午都会站在外面的一个高坡上,扯着嗓子往里面喊:哥哥——哥哥!因为他不敢跟外面搭腔,就冲小男孩招手,小男孩就兴奋地跳高:哥哥——哥哥!今天中午他又看见小男孩了,小男孩喊完了哥哥,又举着一个纸盒子挥舞,好像说要进来送给他哥哥……

  “我感动得受不了了,豁出去吆喝了一声,你哥哥叫什么名字?他说不叫什么,就叫哥哥,我要见我的哥哥。我逗他,谁的哥哥也叫哥哥呀,你哥哥姓什么?他说,姓大远。我想了想,哪有姓大远的?正想再问他,被张队发现了,问我跟外面诈唬什么?我就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了。张队给内管的人打了一个电话,就急匆匆地走了,我估计是去找那个小孩儿去了。后来我仔细一想,大远不会是杨远吧?也许杨远的小名叫大远呢,就来找你。”

  那五一口气说完了,直擦汗。我听得都麻木了,这个小孩绝对是我弟弟!当时我站不起来了,两条腿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搂着那五的脖子去了内管值班室,让值班的老苏给队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那时候我是中队的大值星,接电话的队长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听我叨叨别的,只是催促我,快说快说,出什么事儿了?我索性不啰嗦了,我大声说——我弟弟在哪里?接电话的队长笑了,你在监舍好好等着,张队要带他去看你,杨远,你弟弟可真好啊。等了一个晚上,我也没等到我弟弟,张队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把你弟弟送回家了,他给你带来一双皮鞋,现在不让穿,等你出狱的时候我会给你的,那一刻,我几乎虚脱了,眼泪都没有了。

  “弟弟,哥哥不是劳改犯,”吃饭的时候我强颜欢笑,摸着他的脸说,“我是那里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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