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八十(30)

10月［广州展］（7）

　　问：当时您刻木刻是为了养家糊口，那当时有没有想到稿费的问题？你认为你有没有炒作自己的画？

　　黄：这个问题很精彩。因为我第一张木刻发表时，以为它印我的画，我得送钱给它，没有想到它要给我两三块钱，这太开心了。这之中的相互关系当时还不明确，明确之后，每做一张，就有钱拿了，这就叫美术家。鲁迅就是这样靠稿费过日子的。炒作我是没有的。具体的讲，我从不和拍卖行发生关系，我不喜欢这样。不是说拍卖行不好，它也在推动艺术的发展，但我不希望它替我卖画，因为我担心我的画的价钱被别人提得这么高，人家不买了怎么办？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很多人劝我要同拍卖行联系，在香港，关系很正常，卖了画拿了支票去银行，没有多余的东西。画廊向我买画，是有这样的事。那么，画廊卖的价钱不会是向我买的一样的，他要加价，否则，他赚不到钱。台湾找我开画展，我说我的画固定的价格，人家找我买就行了，为什么要向你买呢？所以，画廊和拍卖行说“黄永玉不好打交道”。我不喜欢搞什么派，我的一个学生20年前在美国要成立一个“黄永玉画派”，被我骂得很厉害，我认为他没有出息。画家的生产关系同戏剧家不一样，戏剧家需要一种组合，一种集体的力量。画家不需要，我常讲画家是狮子，不是狼群，狮子干自己的事。而雕塑家也是需要协助的，米开朗基罗2000多件作品没人帮忙是完成不了的，他只能自己做小稿子，其他由工人来做。画家不一样，达·芬奇从头到尾是自己画的，蒙娜丽莎画了五年，如果近距离看他的画，你就知道为什么连最优秀的画家都不能不佩服他了。在意大利米兰的一所艺术学院的院长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一张达·芬奇的画，一个女孩子的头像，外面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近看，眼睫毛在瞳孔的薄膜上有一个阴影，仔细分析一下，看到眼睫毛似乎在起伏。如果每个人都仔细地分析他，发现他原来是这么高明。事情就是这样，有的需要集体，有的需要个人。从过去的美第奇到达·芬奇，从今天的有钱人到画家，说钱的事情很正常，没有这种事，画家清高不起来。如果一位画家躲在深山的洞里清高，他连饭都没得吃。扬州画派那几个人所以生活好，是因为有很多扬州商人在买他们的画。即使一两个画家清高，也是在一种夹缝里生活。真正清高怕是做不到；空谈清高没什么用。社会关系是这样的，居于城市中，文化生活靠城市，习惯就是这样。

　　问：您展览作品中有一幅画的是新会鱼灯，您是60多年前去的新会，为什么60年后才创作出这么精彩的画？

　　黄：我以前也画过。解放初期，有一次在新会过的年，有一条街，两边都是树，紫荆花树，过年时一条街高低都挂着灯，到晚上人走在下面，就像金鱼一样，很美妙。解放后我问别人，他们不知有这个事，我感觉遗憾极了，所以，我不但画，有时我还骂人，说现代人都忘了那种美好的东西了。

　　问：您以童真的心态看这个世界，您是从什么角度看待您的作品呢？

　　黄：某种风俗在人的一生是难忘的，比如福建泉州的人爱花，连老太太都买来插在头上，到后来没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想它呢？这有什么不好呢？每一位朋友对过去都有美好的回忆，可能是很小的，可能是一大片，永远忘不了。我记得小时候街上卖水仙花，我买了放在家里，后来就会常常想起它的香味，马上会想到少年时代的事情。美术、音乐就是这样，音乐常让人想起没有过的回忆，如拉洛的西班牙音乐常让我想起西班牙，其实我并没有去过那里。广东音乐我也常听，这一两天集中在听广东老人的清唱。忽然想听的时候，这一定有个原因。所以艺术就是起这个作用，让人们的生活完美起来，有意思起来。

　　问：您创作的动力是不是先有文字，或者还是先有其他的什么动力？

　　黄：有的是先有一种轶事，有的是先有一种感觉，然后才画。所以，你看我画上的题字，有的文不对题，这是因为画完后，觉得不过瘾，再写一段题字，之后又写一段，以至越来越多。多年前，在中央美院听报告，那个报告没有意思，但不允许走，因为它起着一种互相监督的作用。我就坐在门外的石礅上，一边听报告，一边观察那扇门，那是一扇绿色的门，它经过多年风吹雨打，有一种斑驳的感觉。于是，我溜回家，根据这点感觉画了一幅荷花。你说，这个主题哪里来的，是荷花给我的，还是那点绿色给我的呢？近些年来，我与一些画国画的朋友在一起，他们都是很高明的很有深度的画家，但我觉得他们越画越没有意思，老是一种笔墨画来画去的，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有一天，我们又谈这个问题，我说你们想得太具体了，没有享受到一点笔墨的趣味，你可不可以甩开这个东西，画原来的东西。画一幅对比强烈的梅花，主题是对比强烈，而不是梅花；有运动感的梅花；或者再画一张雾里的很薄很淡的梅花；或者晚上的梅花。画各种各样的梅花，不就有意思了吗？他们说可以试一试。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相信创新，只相信好坏，画的价格不在于新，而在于好。用新来代替好，那成了什么画呢？我说今天有这么好的彩色照片，画家们应该看一看，对国画是有益处的，可以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是有感觉的，我们喝茶就是一种最好的感觉，你可以品味它，认为它不像鸡汤、鱼汤、糖水，这就是感觉，绘画也是一样的嘛。没什么创新不创新，我们的理念没有立体化，太平淡，太薄了。

　　问：您人生中哪次经历最令你难忘？

　　黄：“文化大革命”。你们还没有出生呢。

　　问：是什么从小就引导了您画画的兴趣，而且维持了一辈子？

　　黄：老话讲“习惯成自然”。小的时候，我的父母都是教美术和音乐的，我母亲是1923年的共产党员，还是凤凰县的宣传部长。我父亲后来潦倒了，没有工作了，但他的作曲和旋律感很好的，虽然他没有教我，但我还是有一种感受吧。是我母亲让我知道了达·芬奇是一位大画家，但也是没有具体教过我。八九岁时，我父亲用一种材料画了一只狗，我那时觉得他画得不好，不像，反正没有真狗那么好，我父亲意识到我的不满后，他就瞪我。所以，我对画画来说，小时有所感慨。从小学开始，接触到了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我们照着这种方式画壁报，得到了女学生的兴趣。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是可以嘲弄人生的，产生一种幽默感。什么是幽默，我告诉一个说不清楚的专家，“正常的情况失去平衡，就叫幽默感”。某位首长的裤子拉链没有拉上，这就叫幽默感。凤凰的百姓特别有幽默感，所以，我从小就培养了一种幽默感。中学后画画时常常出现幽默效果，也常从幽默的角度来欣赏。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客观地对待现实，像卡夫卡讲的超脱，文学中所讲的痛苦。我常能够从欣赏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遭遇，也从欣赏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技巧，这样，就能从一定的高度来看问题。我从这个角度来开展美术工作，感觉就不一样。解放前总有人说我的作品不一样，反映现实总是用不一样的方法。比如在“文革”的时候，我站在台上挨批，一个老同志就说我创作的出发点总是快乐。我就想，你说对了；没有快乐怎么能够有创作呢。我在画毛主席纪念堂的大画之后，反映很热烈。记者采访我，问我创作时有什么心情。我告诉他，我当时很着急，想快些画完。这个回答不能让他满意。又继续追问，还不满意。我就和这位记者说，你想听到我说“很怀念毛主席”之类的话，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一边悲伤一边搞艺术创作呢。所以，我感觉到任何一个艺术创作，不管它是描写什么，本人要客观，因为这是工作。有的人喜欢在创作时放音乐，培养创作情绪。我说音乐只能起到屏障的作用，对工作是没有帮助的。当年沈从文生活很困难，那时他有一部收音机，虽然效果不好，总是发出“哗哗”的声音，但他写作时还是打开，这是为了挡住另外一种影响，我有时开音乐也是为了这个意思。人有时自己骗自己，用交响乐、贝多芬来骗自己，让自己感觉是在从事伟大的事业。其实画画的人，像泥水匠，木匠一样，总是邋邋遢遢的，画画时玩一种潇洒的风度是不可能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