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甲(73)_哥们儿

七三

　　何迁西装革履胸佩佳宾小红花，呱唧呱唧地鼓掌，一边望着一脸憨厚笑容的大罗暗暗佩服：真是装傻充愣一个子儿不少挣啊。小时候要是让大家猜，谁也想不到他会有今天。不过，何迁对大罗的事业真的并不看重，他知道一旦政策有变，他大罗除了一屁股贷款，什么也剩不下，而他何某人，不张不扬地一收马，先揣走几十万躲没人地方偷着乐去了。

　　这次，在高学良的帮助下，大罗又追加了20万贷款，以资扩大再生产之用。除了体体面面地请了信贷科长两顿酒外，大罗并没有更多破费，高学良自然也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这让高学良略微有些不快，其实如果没有何迁给他灌输的“投资”论在先，他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大罗的新厂房还在他的“母单位”手表厂内，不过这次不是仓库，而是手表厂的正式车间。手表厂已经落魄到停工待产的地步，原来四层的生产大楼也闲置下两层来，部分设备被卖掉清偿职工工资了。手表厂的领导也是高瞻远瞩，在大罗来谈租用厂房的时候，赶紧就答应了，闲着也是浪费，租出去还能生些活钱出来。

　　开工后，“大罗制衣”的员工人数将要突破百人了，即使这样，大罗还是不太满意，现在他的服装已经走出九河，在武汉、广州等地都有了自己的固定客户。这次扩产之前，大罗不仅找了几个国营服装厂的老师傅做兼职顾问，还专门从南方请了设计师，准备在一年内打造出全新的“大罗西装”，做真正属于大罗的品牌服装。

　　在酒席上，大罗把自己的志向说出来，立刻赢得了满堂彩，大家纷纷举杯祝愿，大罗早兴奋得脸象急救灯，一边放开了喝酒，一边忙不迭地感谢这个的支持感谢那个的鼓舞。一时间气氛热烈，好象大家都在为能亲眼见证一个中国的“皮尔·卡丹”的成长历程而兴奋着。

　　除了李爱国，何迁在自己这一桌没见着一个熟人，不禁惆怅道：“可惜缺了老三和丰子杰。”李爱国避开丰子杰的话题，说：“要是老三不错出一招棋，现在也未必不如罗光荣啊。”

　　喝了一会酒，大家开始变着花样地找酒官司打，也有一些偷闲的人开始串着桌借花献佛，通融关系。何迁正细致地研究一只小螃蟹，就听身后一桌有人大着嗓门说：“侯经理，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有没有音啊？”

　　“嘛事儿？你别说我答应过借你美圆啊！”

　　“切，你别假大方啦，谁不知道你那个破公司是咋回事儿？我就服你这样老门，你也不打哪弄个美国叫花子跟你合伙，愣说自己是合资公司，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要能拿出一张美子来给大伙看看，我立马连干三大盅！”

　　身后传来一片善意的嘲笑声。何迁笑着一回头，正看见一个矬胖子撇着大嘴：“我还就拿不出来！拿不出来我也是中美合资！你气呀？气不过你喝酒啊！”

　　大家又是笑。何迁把头转回来的时候，刚才取笑老侯的声音又说了：“不跟你开涮啦，我这说正事儿哪，你们公司那辆带指标的免税轿车转给我怎么样？”

　　“随便，反正我也买不起。到时候借我开两天爽爽手就成。”那桌正说着，何迁对面一个人立起来喊到：“侯经理，你啥门子啊能买免税车？给哥们儿也弄一辆咳！”

　　这时何迁的耳朵已经兔子一般敏捷地竖了起来。

　　老侯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虽然人声嘈杂着，还是一字不落地被何迁收听进去：“屁股门子！我要能弄出免税车来，我还干狗屁食品厂啊——我们不是合资企业吗？按政策有自购免税车的待遇，我这小厂子，就一个指标，我也没用，我有一辆双排座送货就足够了。”先前跟老侯说话的那个人笑道：“所以我不要这车，国家给老侯的政策也是浪费。”

　　“唉，”何迁对面的人扫兴地坐下，说：“叫他拣了个便宜。”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继续喝酒，这个话茬就被隔了过去，何迁却严重地走了心思了，直到李爱国连喊了他两声，何迁才恍惚一惊，眨巴了几下眼，茫然地笑起来。

　　没出半个月，何迁已经紧锣密鼓地把国家对三资企业的几乎所有政策突击学习了一遍，又通过高学良的种种关系，跟主管三资企业的部门头目们做了初步的沟通，曲线了解到一些相关政策的漏洞。原来，自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允许外商免税进口一部分“自用车”。按规定，三资企业免税自用车由海关监管，两年内不得转让出售，两年后出售的，应由海关依法征税，但实际上，许多三资企业在海关无力监管的情况下，将自用车转让出售，赚取非法利润。

　　何迁当着大家的面，对这种钻政策漏洞损公肥私的伎俩表现得深恶痛绝，暗地里则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知道：他的机会又来了。

　　何迁正亢奋地设计着自己的将来，周围的局势忽然一阵动荡，似乎只是一夜间的事情，学生们忽然铺天盖地地涌上街头，群情激愤地高呼口号。看着飘扬的旗帜和那些额头上缠了布条慷慨激昂的大学生，何迁有些懵了，不知道这个国家又要怎样。

　　何迁混在人群里跟着游行的队伍观望了一会儿，又听他们挥着拳头演讲了两回，他也跟周围的群众一样，开始明白这些热血青年原来是为了挽救中国，不由得也有些热血沸腾，在人群里高叫了几声好！回头一想：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呀？这回倒霉的又是哪些人？自己这样的会不会被捎上？一时脚步也放得慢了，逐渐脱离了队伍，在追踪学生的群众尾巴里心神不宁起来。

　　看来国家又要出大事了，将来如何真的不好说了，新公司还是缓一步申办比较稳妥，而且自己那些存款一定要守住风声，弄不好自己再被当“坏猫“收拾掉，就真的悲惨啦。

　　少不了跟高学良打探消息，没想到高学良也是迷惘。只说：“我听学生们说的全没错，反腐败，反官倒，应该是爱国运动，是不是有什么上边的背景我们都不了解，可能还要观察一段儿，最近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妙。大罗跟金水旺也是刚从我这里走，以后你们还是少来的好，非常时期啊。”

　　何迁迟疑道：“政策会不会变？看起来又象文革啊。我最担心的就是变天。”

　　“别瞎说话！”高学良严肃地警告他，顺眼看了看门口。何迁眨巴下眼，说：“姐夫，你要听到上边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不能撇下我不管啊。”

　　高学良敷衍几句，抓紧叫何迁走了。然后把办公室的门关好，从抽屉里取出何迁送给他的两万元存折，皱着眉不知怎么办才好。运动来了，会不会冲击到他？应该不会。不过这两万元要是被人知道了，后果会怎样他真的猜测不出，毕竟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走向他毫不知情。

　　最后把存折夹在“毛选”里，又把书柜锁了，看两眼，心里还是不安，不过又真的舍不得把存折烧掉。

　　一晃就到了五月底，九河跟全国一样还是大“乱”着，最初的爱国运动也已经被重新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社会上到处是怒冲冲的激情，国家似乎已经到了随时可能崩溃的边沿。何迁的新公司当然没敢贸然成立，大罗这里也有些举步惟艰的窘迫，职工们的心思好象都不在工作上了，连大罗自己也快没了管理厂子的情绪。

　　眨眼之间，天翻地覆，北京的枪声响了，很多人都傻了眼。

　　接下来，二十世纪九零年代的开端是充满忧虑的，除了不谙世事的孩子，几乎没有谁拥有着真心的快乐。在“敌对国家”的一片声讨和经济封锁中，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停滞甚至回流的趋势，物资不畅物价飘扬，一时民心惶惑。一些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国内的个体私营经济也被波及，遇到了凭一己之力无能挽回的“寒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惟一后退的一年。大罗、何迁他们这些生意人的日子明显的不不好过起来。

　　原来为大罗提供加工业务的英资公司也缩了水，一下子断了定单，国内的几家大客户要货也没有了先前的劲猛势头，大罗只能连连叫苦，迫于无奈，不得不暂时裁退了部分职工，偌大的厂房一下子显得空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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