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碱草(2)_虚阁网

二

　　刚才抱住杜金彪的人也说：“他们刚来，不知道咋回事儿。”

　　“不知咋回事儿？他在家也往他妈身上浇尿哇？”杜金彪对那人说，“大鹏，你是车老板，你说这小兔崽子是牲口不？换了你，准给他两鞭子。”

　　被称为大鹏的人长得膀大腰圆，肥头大耳，脸上光溜得没几根胡子，眼睛亮得像灯泡。他一把夺下杜金彪手中的铁锹说：“得了，别撒野了。跟新青年来什么能耐，不就是浇着个女的吗？什么大不了的，他又不是故意的，别没完没了的。”

　　杜金彪瞅着他：“哎，雷大鹏，啥叫……”

　　“走吧，别跟他们一般见识，给哥们儿个面子。快回你们三连吧。”雷大鹏不容分说连推带拽将杜金彪拉出门外。

　　达子见我正揉着脑袋，问：“你也挨打了？”

　　我小声嗯了一声。

　　达子嘀咕了一句：“跑这儿立什么棍！”

　　他扭头望着惊魂未定的邱玉明问：“咋样儿，伤着你没？”

　　邱玉明揉着脸说：“身上倒没伤着，就是脸贼啦疼。”

　　“哦，没伤着就好。”达子随即对屋里人说，“大家都到食堂去开会，欢迎新战友。”

　　我沮丧地跟在大伙儿后面走出屋子。

　　邱玉明手捂着脸来到我身边，他怨恨地瞅着我：“操，啥鸡巴人？一车来的，还整这儿事儿。”

　　我正懊恼，没好气地回道：“我整啥事儿？你嘴干净点儿。”

　　“你干吗说是我？”

　　“我说你了吗？你自己惹的祸，害得我不明不白挨俩‘电炮’。我没说你，你倒反咬一口。”

　　“你不瞅我，那家伙能冲我来吗？你那眼神不明明告诉他吗？”

　　“啊，我瞅你咋的？瞧你裤裆都湿成那样，谁看不出来，还用人说呀？”

　　“装什么牛×，你以为还是坐‘伏尔加’那会儿呀？”邱玉明轻蔑地说，“哼，不知道自己现在啥身份？”

　　“啥身份？”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小子敢揭我疮疤。我冲他一瞪眼，“你忘了当初围我屁股转，像个跟屁虫。这会儿你倒像见水的豆芽——支棱起来了。”

　　“谁是你跟屁虫？操，别做梦了。”邱玉明头一歪，脖子一梗。

　　我气得直哆嗦：“好小子，你有种，你记着今天你说的话。”

　　“你俩叽咕啥呢，怕别人不知道咋的？”同学谢元庭过来了，他一捅邱玉明，“走，开会去。”

　　邱玉明不服地哼了一声，摇晃着干巴身子骨随谢元庭而去。我瞅着邱玉明的背影，心里不知啥滋味。

　　邱玉明确实是我的跟屁虫。从上学起邱玉明始终与我同班。那时他特羡慕我家。

　　我父亲是万人大厂的党委书记。打我记事起，家有保姆，父亲出门有轿车。邱玉明是普通店员的孩子，七个子女的负担使他成了父母无法顾及的对象。他常年穿着哥姐剩下的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邱玉明像跟屁虫似的整天围着我转悠，为的是得到我赏给他的几块高级奶糖，或是一支价钱高出普通铅笔几倍的墨绿色中华牌铅笔。我爱看他受到恩惠时那喜欣若狂、哈巴狗似的对我俯首帖耳的神态。

　　老师也对我另眼相看，让我当了班级宣传委员。

　　为父亲开车的是住在我们院西厢房的尚大爷。他是我班女生尚慕春的父亲。父亲平时不让我坐他的小车。可我还是趁父亲到外地开会之机，让尚大爷开车拉我到郊外兜风。邱玉明借光跟我坐了一回轿车，便神气地挺个胸脯，逢人便讲坐小车真过瘾，一副骄傲无比的样子。

　　“四清”运动一开始，父亲从当时有些紧张的社会空气中似乎嗅出了什么。上下班不再坐小车，还特意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并果断地辞退了在我家干了十多年的保姆。

　　成凤芝成了我家的常客。她二十七八岁，尚未结婚，在父亲厂里做秘书。她虽长相一般，但那对善于察言观色滴溜乱转的圆眼珠让人过目难忘。每到星期天，她会主动跑来干家务，还不时带来糖果和小人书给我。她嘴很甜，对父亲一口一个“白书记、白叔叔”地叫着。母亲表面对她客客气气，实则从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

　　成凤芝常在父亲面前对厂办主任说三道四。父亲总是笑着要她多看人家的长处。有一次还慈父般关爱地拍拍她的脑袋要她好好工作，虚心向别人学习。父亲考虑她大龄女青年的特殊情况，破例通过后勤部门分给她一处厂附近的平房。她感动地噙着泪说，这辈子都忘不了白书记的恩情。

　　就在我即将升入初中时，“文革”开始了。从此她再未登我家的门。她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狂热地投入到运动中，积极参与并组织了“风雷激”战斗队，成了其中的头头，并联合另一伙儿造反派夺了厂里的大权。后来厂成立了革委会，军宣队长理所当然地为革委会主任，她借机混进班子成为了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席卷全国，我们这些红小兵则“复课闹革命”，踏入中学校门。我们自豪地戴上红卫兵袖标，继续燃烧大批判的烈火。我这个班级的宣传委员，整天忙活着写大字报，揪斗学校的走资派。看着老太太校长剃个“阴阳头”，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龇出大板牙，隔三差五被拎到台上来个“喷气式”捉弄一番，我被这开心的场面刺激得嗷嗷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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