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老总(1)

一

　　1、南山幽会

　　星期一的早上，张成贵开着一辆八成新的黑色奥迪轿车，沐浴着春天灿烂的朝霞，从长江北岸家里出发，跨过雄伟的长江大桥，沿着闹市繁华的街道，顺着滚滚车流，来到公司上班。

　　他把车开进公司大院，懒得进车库，在院子中间就停车熄火拉手刹，放下安全带，开门出来。

　　驾驶员小刘已站在车边，笑嘻嘻地说：“张总早！”

　　张成贵点点头，说：“昨天前天跑了长途。你去洗一下车，加点油。另外，方向好像有点左偏，去厂里调调。”

　　小刘边说好边钻进奥迪车，把车开走了。

　　奥迪车是公司的，专职驾驶员是小刘，可除了出门谈公务，张成贵喜欢自己开，就是到工地或基层单位检查工作，他也爱自己开车，还每天把车开回家，图的是既机密又方便。这两天，他开车带老婆孩子去了三百公里外的鸡鸣山高山草原风景区。

　　公司大楼有三千多平方米，高高的七层楼，镶嵌着暗红色的钢砖，不算豪华，也不寒酸。

　　张成贵走进自己四楼的办公室。

　　清洁工早已做好清洁，烧好开水，泡好茶，还把门窗都打开透气，关了一夜，空气不好。

　　张成贵放下提包，来不及喝早茶，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找陈艳艳。

　　陈艳艳是公司的经营科长，办公室在三楼，可人还没有到，打她手机回话说：“打我的考勤啊？我在路上，马上到！”

　　张成贵听那声音嗲声嗲气的，像是在床上，就笑嘻嘻地说：“还在床上打滚啊？快点到我办公室来。”

　　陈艳艳住的是公司老宿舍，是她爸爸十年前分的，也在江北，离公司还远。

　　电话那头的女人一笑，说：“张总，一早就想我啊？”

　　“想死你了！快来啊，找你有重要的事！”

　　放下电话，张成贵心里烦，什么都不想干，便不停地抽硬壳中华香烟，尽管老板桌上堆了不少要他签字的公文。他确实有事。昨晚，建设局周局长的秘书赵春柳在电话里告诉他，局里对他们公司新老总的产生有了个初步的意见，就是先由公司中层干部民主推荐，看看民意再说。他急着找陈艳艳来就是商量对策。

　　张成贵今年四十五岁，中等个头，身体微微有些发胖。二十年前他初次见丈母娘时，因为自己是个工人，家里也穷，有些自卑，就不停地笑，让人看不见自己慌张的眼神。

　　丈母娘见多识广，一眼就相中了他。等他前脚一走，丈母娘就对女儿说：“这个胖娃鬼聪明！我给他批十个字：胖娃胖乎乎，年年往上冲。就是他了！”

　　二十年过去了，丈母娘的十字箴言完全兑了现，让丈母娘一家老老少少都沾了光。原来，张成贵只在建筑工地当了两年出渣工，就入了党，提了干。他先是当排长，“文革”时期建筑公司的编制军队化，排长相当于大组长；后当连长，相当于队长；四年前，竟当上了公司副总经理，而且还有希望坐老总那把交椅，不是年年往上冲，是哪样？

　　这家公司名叫巴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公司说大不大，虽说是国家建设总承包一级，下面有二级、三级、四级，可上面还有特级，那些财大气粗的中字号；说小不小，一年产值两亿多，正式职工两千多。

　　张成贵当上副总后，丈母娘得意地对女儿说：“成贵这家伙！我给他批八个字：面带官相，心中嘹亮。”

　　张成贵的丈母娘那时七十岁，没有文化，却能说会道。照她老人家的解释是，我看人从不走眼，一看一个准，说他穷就叮当响，说他富就直流油。这次她又说准了，张成贵心中确实嘹亮，想的是当公司的老总。照他的想法，很简单，上一任老总走了，就该我上，我不上，还有谁能上？

　　要调走的老总叫王望，一个大胖子，不到五十岁，干了七年一把手，上任时身体健康，离任时全身是病，什么三高啊，糖尿病啊不说，单是肝脏化验单上就是三把叉，弄得他一天到晚中药瓶子不离身，走到哪儿喝到哪儿。

　　有一次，巴州市建设局在望月山风景区开会，晚上打麻将，打着打着，王望说要方便，一去就不回了。周局长上卫生间，顺便去房间找他，见他正在喝什么，一问，好家伙，喝中药，每天要喝三大瓶。周局长心痛了，同意调他去局里的事业单位大桥管理处当处长，管收过桥费。

　　巴州市大桥管理处管着全市五座大桥收费，一年收入几个亿，处长自然成了财神爷，连银行行长都追着请他泡澡吃饭拉存款。王望算是脱离苦海了。

　　怎么说是脱离苦海呢？因为国企老总不好当，困难国企的老总更不好当。巴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就是全市五十八家特困国企之一。国企老总的困难，一是家底穷，没有钱，月月都为发工资发愁；二是头上戴了顶国企的大帽子，不敢乱来，接工程就困难，做半年耍半年是常事；三是职工多，都是主人翁，没事闹事，有事不做事；四是计划经济老体制，吃大锅饭，做好做坏一个样，老总也只比工人多拿一百块钱；五是婆婆多，上级要管，建设甲方、监理方、设计方也要管，当丫头的命。拿王望的话说，我这是当球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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