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日子(17)

“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一定会承认的。”

　　“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到了外公说基辛格可能来华的1969年，距离1949年已经20年了。美国方面也并非没有“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意思，中国方面是该有所行动了。当时，中国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方边境有美国燃起的越南战火。面临腹背受敌，外公看到的是不利中的有利，是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绝佳时机，被后世称为“大外交”的惊人构想初露端倪。

　　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急于抽身；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日渐壮大的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不可小觑的影响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长期敌视和封锁中国的美国，终于有可能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军队如能早日撤离越南，对越南人民及周边国家人民，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都是有利的。外公还希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还要进一步与世界上其它重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平等交往，重新回到联合国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图壮志。不难想象：此举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世界。

　　因此，外公把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思想引入外交领域：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团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团结欧洲发达国家，分化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全世界最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上述思想从1969年起指导着中国外交战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74年，外公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将以上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三个世界”的理论。上述外交实践，在今天看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大外交”。

　　1969年，外公、周总理及外交部部长陈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老帅经过交换意见，洞悉国际局势将发生转折变化的先机，在思想上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达成一致。随后，中美之间开始了微妙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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