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日子(序)

我有这样一位姐姐

　　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泽东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望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有这样一位客人——大概是冬天吧，她那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妈妈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而这位客人嗓门高、语速快。她的年纪、个头都与妈妈相仿。这位阿姨是……且慢！妈妈解释说：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我愕然。

　　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客人的笑那么响亮，震得我耳朵直响。这就是王海容。

　　海容的祖父是我外公的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她是外公的表侄孙女，和我这个外孙女同辈，没错。原来，我有这样一位姐姐。这个“便宜”占的，让人有点不好意思。

　　海容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发现我对海容的经历竟一无所知时，惊讶地说：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20世纪70年代，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前都要播放一段新闻加片。那个年代的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倒是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一年四季常换常新。两位女青年——负责礼宾及记录的王海容和负责翻译的唐闻生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外公身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海容成了政坛和影坛的双料明星，在中国和国际的知名度可想而知。

　　然而，出于保护外婆贺子珍身体和情绪的原因，在她身边，我是很难看到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的。我没能把眼前的海容和那位世界闻名的女外交官联系起来。

　　世纪之交，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打开中美关系那段历史逐渐产生兴趣。由此发现：从外公与斯诺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大外交活动，海容都参与其中。

　　但是，在回忆录、传记和纪实作品中，在电视、报纸和广播采访中，在2001年纪念“乒乓外交”30周年和2002年纪念“破冰之旅”30周年的活动中，为什么都没有海容的声音呢？

　　2004年，海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又一次来我家做客。还是那身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总是系着；一副白边眼镜，梳三七分短发，一双布鞋，一切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唯一的变化，就是头上的短发全部花白了。海容老了。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我恳求道。

　　“我有什么好写的？”——海容淡淡地答。

　　我劝海容姐姐该给后世留下自己所知的真相，海容若有所思。最终，她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才有了您面前这本书。它还远不能写出海容经历过的极其丰富的外交活动，只是对一些她参与的重大事件做了粗线条的勾勒，以展示那段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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