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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有。

  我仍然是那个干一行不爱一行,永远想逃离现状的我。

  也许网络是我的一个新的逃离之所,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我恨不能辞去工作,专门来写一本回忆录。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与现实彻底决裂的勇气。我不喜欢法律系,却也别别扭扭地在那里呆了四年。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在每个升职机会到来的前夕,我也都格外努力。

  我已经没有了与现实决裂的资本。我已经习惯了按照别人的要求活着,以期达到一个公认的成功标准。

  在一套60平米的旧单元楼房里,借着昔日的一本本日记,我开始回忆我的青春。在一所光怪陆离的大学里被我挥霍掉的,荒唐、狂野、自私自利、压抑的、永不再来的青春。

  03

  1994年的北京海淀区,远不如现在这般繁华发达。那时提起海淀大家只想到清华北大人大,不像现在会想起IT业中关村。

  1994年最流行的歌是校园民谣,到处都在唱《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海淀是这些歌的发源地,各高校里从早到晚在唱。使我们这些刚入学的新生少了兴奋,提前感受到毕业的伤感。

  我们宿舍有六个女孩,我排行老四,老三和老五来自农村,其他人来自城市。

  我认识的第一个女孩就是老三。新生报到的那一天,我们俩最先来到宿舍,在贴了名签的床上找自己的名字。她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白眼球多黑眼球少。我问她多大,她睁着大眼睛说“十九”。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感觉到她在撒谎。我的感觉没有错,在后来的四年里,老三同学编故事的本领让我们瞠目结舌。

  她是贫困生,可是她既不要贷款也不要补助,也从来没有去勤工俭学,就靠着编故事的本领,在“贫困生”这片盐碱地上获得了惊人丰收。

  她的年龄不久就被证明有问题,因为我们要统一办身份证,她报上来的年龄跟她的户口年龄有两岁的差距。辅导员来宿舍问她,她就睁着大眼睛说,她们家乡那里是贫困山区,父母没有文化,她是哪一年生的父母都记不清了。户口上的年龄是随便填的。辅导员问,既然连她父母都记不清了,她怎么会知道自己是哪一年生的。她说她本来不知道,她是听邻居婶子讲的,邻居婶子说生她那一年刚好村子里发了洪水,她父母逃到山上把她扔在家里,不准备要这个女娃了,邻居婶子好心把她带到山上,救了她一命。是邻居婶子告诉她她是哪一年出生的。辅导员听得乱七八糟,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按户口年龄报吧。她很不情愿地把年龄改了。因为这件事老大特别生气,私下里跟我们说了不知多少次,说明明应该老三当老大的。

  在入学之初,熄灯以后,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就听老三讲故事。比天方夜谈还精彩。在她的故事里,她的家乡甚至还有地主。有一次她给地主放牛牛跑丢了,地主把她吊起来打,把她的腿都打弯了。她的那双特别罗圈的腿,从此成了苦出身的铁证明。她的妈妈生她弟弟时难产死了,她爸爸在她姥姥的鼓动下娶了她三姨……。在娶三姨的那一天,她爸爸跑到她妈妈的坟上放声大哭说:娃她妈,我对不起你呀!彼时天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后来我们才怀疑,难道她爸爸哭坟的时候她在一旁偷看?)我们都听得热泪盈眶,争着抢着把好吃的献给她。

  她不光跟我们讲,她跟所有人讲。军训还没结束,系里的每一个老师就都知道了她的各种悲惨故事。她当上了班长,因为她说读高中时,班上曾经有一个由七个坏小子组成的流氓团伙在她的感召下都考上了大学。她的军训成绩是优,她当然是优。军训过程中,她穿着军装握着小拳头把故事讲遍了整个军营。讲得大家恨不能振臂高呼“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她靠着讲故事每学期都拿一等奖学金,每次考完试她跑去找老师要分成了公开的秘密。老师们也都愿意给她加上几分,她本来成绩也不差,只不过不够一等而已。给她加上几分,让她拿一等奖学金,也等于是变相扶贫了。她是优秀班干部、优秀三好生,大二时就入了党。

  虽然到毕业前夕,全系从上到下都知道了她的说谎癖,但是很多闪光的荣誉都已经装入了她的档案袋,不可能撤出来了。

  系里还有好多农村生、贫困生,他们普遍都有些自卑,最不爱讲的就是自己的家,自己的故事。老三同学实在是把贫困生当出了风格,当出了志气。

  现在想起老三来,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一是她从来不脱袜子,不让别人看到她的脚。她洗脚的时候都是穿着袜子把脚伸进去,然后在水里把袜子脱下来。她脚很小,因此老说我们是“大脚姑娘”,将来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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