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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红有些不耐烦了,这个曾经从山区走出来的农村姑娘先是在饭店里当服务员,后来晋升为饭店老板娘,同时晋升的还有难以避免的穷人乍富的心态。左川看了一眼躺在旁边的妻子,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宋洪刚说过的一句在他听来很经典的话——“对女人不要要求太高”,便随口答应了:“让他来吧,被褥别带了,太远了。”

  几天后的周末,王丽红的三舅周德锋带着孩子来到了左川的饭店。左川招呼着周德锋坐在饭店靠里的位子上,让孩子拿着行李跟王丽红去后边的员工宿舍收拾,又安排厨师炒几个菜,给周德锋点上一根烟后,开始了这次原本是客套寒暄却没想到最后改变了自己和许多人命运的交谈。

  “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周德锋明显有种寄人篱下的难堪,表情尴尬。五十多岁的脸上已经长出了不少老年斑,沧桑得超出实际年龄许多。抽了一口烟,他继续说:“来的时候时间紧也没带啥东西,挑了几样丽红爱吃的新鲜菜,都是地里新下的,你舅母今天早晨又早起来现做了些煎饼带来,丽红打小最爱吃她做的煎饼。”

  “三舅你太见外了,千万别这么客气。”左川应承着,心里却直想笑。不愧是副厂长啊,一口一个丽红,懂得曲线救国的道理,不露痕迹,有点水平。“三舅你们厂不是挺好吗,怎么听说快倒闭了?”左川这一问,可打开了这老干部的话匣子,周德锋像找到亲人和组织一样地开始给他做详细汇报。

  老人从自己刚开始参加工作在车间当工人讲起,讲到后来入党,再提成车间主任,最后升到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期间多少辛苦,多少委屈,为党为国家为职工做了多少贡献,从厂里生产的仪表曾经供不应求讲到现在只能给销售人员发积压的仪表冲抵工资。

  老人神态中尽是伤心无奈,左川不忍心打断他的絮叨,可他又实在无心听这些事情,毕竟饭店里还有不少事需要他去忙,正想讲两句客套话结束他的长篇大论,老人一句随口的感慨却突然牵动了他独属于商人的敏锐神经:“小左,你在省城,认识人多,要是有有钱又好心的朋友,让他救救我们厂吧,厂里三百多人不能下岗啊。”

  这句话之后,老人再说了些什么左川一句也没听进去,他的大脑正在高速运转着,想要找出点什么来。

  渐渐地,他想起来了,他的朋友宋洪刚也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左川,你要真想成为大商,必须得利用现在的时代机遇,要有大动作。”再看向周德锋时,老人沧桑的脸似乎也幻化成宋洪刚那张平凡而又智慧的脸。

  宋洪刚是左川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他初二辍学时的同班同学。虽然左川打小不爱学习,但他脑子灵活聪明,尤其爱看书。宋洪刚的爸爸喜欢买书,家里的书柜满满的,左川为了可以多看些书,主动和这个班里公认的书呆子玩在一处。当然他还有更现实的目的——从小学三年级以后,基本上每天晚上左川都会去宋洪刚家楼下拿他的作业,然后回家自己抄写一遍,第二天一早再还给他。

  作为回报,左川是宋洪刚的保护神。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然后高中、大学,直到现在,宋洪刚都以有这个“社会人”为铁哥们儿感到安全和荣耀。

  宋洪刚现在是骞州技术监督局的普通工作人员,每天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喝茶看报,业余时间喜欢收藏点字画,有时也自己练练书法。在外人看来是明显的胸无大志,跟周围的人打交道也始终秉承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宗旨。

  这样一个人似乎与左川这个小饭店老板搭不上什么调,所以左川的许多哥们都对他俩的交往有些不以为然,毕竟那些人都是能为了一句话不和就敢朝对方头上砸酒瓶然后第二天又能缠着绷带坐一桌上继续喝的主儿。然而左川偏偏就能一直延续着和宋洪刚的友谊,自始至终,他都让对方理所当然认为他俩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这里面的原因既有刚开始上学时左川出于本性的义气,也有后来左川慢慢认识到宋洪刚价值的成分。左川并不像别人一样认为宋洪刚一无是处,他知道宋洪刚对中外历史、政治、经济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毕竟这些东西在这年头很少有人去研究,大部分人都喜欢拿来主义,可是拿来的又有几样是对的?而且宋洪刚的逻辑分析能力非常强,所以左川遇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喜欢找他商讨,他心里也暗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军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军师的父亲是骞州骞阳银行信贷处副处长,这个官不大权却不小的位子很自然的联系着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这也是宋洪刚能被分配到技术监督局这种政府衙门上班的原因。当然,左川不会对任何人流露出自己的友情掺杂了利益原因,因为这样宋洪刚肯定会鄙视自己,而且左川也从未求宋洪刚的父亲办过事,哪怕再小的事。这也是宋洪刚全家对他非常满意的一点,认为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之辈,也认为他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发小”友谊。

  只有左川心里清楚,自己终有一天要利用这层关系,只是一定得等到必要的时候。

  “要不要让洪刚过来参谋参谋?”这个念头在左川的脑子里一闪即过,他马上否定了自己。一是因为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想清楚,对宋洪刚和三舅都显得过于冒失,二是一有事情就让宋洪刚拿主意也会无意间会被对方轻视。左川对自己刚刚产生的念头有些羞愧,觉得自己还是修炼得不够沉稳,一遇到大事就手足无措。他点了根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理清思路,然后领着三舅把自己想知道的问题以对方所能用的最简短的话又叙述了一遍。

  郁安县位于省城南四百公里处,是省里的老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集中上马了一批大中型国企、水泥厂、化肥厂、钢铁厂,几个重污染的行业基本都在这里安家了。郁安县仪表厂由于建厂较晚,城区没有位置,只好建在县城的远郊区,加上许多职工家属就是农村的,所以不少职工都住在村里。厂里职工虽然不多,但是由于早年效益很好,所以曾经出现过许多大学生分配时求人托关系也要进仪表厂的情景。

  厂里的产品初期主要是供给郁安县当地企业,因为重工业企业是仪表用量大户,所以单靠县里的几个大厂也养活了仪表厂好长一段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之风吹到了县城,仪表厂的领导们也坐上了市场经济的头班车。因为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问题,仪表厂的许多产品在一定范围内还不算落后,领导们一旦闯入更大的市场中去,自然又打开另一片天地。于是乎,省城、南方、沿海,销售人员们往返于各地的展销会。

  广告打出去了,产品不够卖了,工人领导都忙得不亦乐乎,当工人们领到越来越多的奖金和加班费时,领导们也不可避免地飘飘然了。厂长、科长、主任们这时认为自己就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各自忙于吃喝捞拿,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因为一旦民营经济成熟起来,在市场竞争面前,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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