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史记(44)

四十四

　　巧合篇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

　　历史上的“巧合”太多了，这里仅说一位皇帝——明定陵的主人朱翊钧。

　　朱翊钧是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多起盗墓事件的“幕后策划”（见本书《人物篇·最荒唐的盗墓者狂人陈奉》）。三百年后，朱翊钧的陵墓也让掘开了，被考古专家选中“考古”。

　　明陵在北京有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等“十三陵”。这么多皇陵中，专家为什么会被选中定陵？个中经过，极具巧合。

　　更巧的是，朱翊钧还能与新中国的“革命小将”——红卫兵相遇。当年，红卫兵对着他的尸体，还开了一场批斗会呢。

　　明定陵本来可以免被考古

　　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

　　在北京的“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据已公开的资料，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

　　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了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

　　献陵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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