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花烛，隔壁(1)

一

　　重逢易

　　已经三天了，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三个不眠的夜晚。

　　仍然没有印钟添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他接受怎样严酷的审问，不知道他是否已经为别人承担下了所有的罪名。

　　检察院，法院，市政府……上上下下有点关系的人我全都找遍了，统统千篇一律的回答，像串谋过一般：放弃吧！这个案子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死刑！

　　死……那个前不久刚执着一枚钻戒说要陪伴我一生一世的男人，要被剥夺去生存的权利，我怎么可能放弃？！

　　“不！我不会放弃！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我一定要救他，不管花多少钱，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对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说。

　　我是一个医生，我的病人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我都不会放弃，更何况印钟添——那个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陪我走过来的男人！

　　“你能交出全部的赃款吗？如果能交出来，有机会改判无期。”

　　赃款？那可是上亿啊。我捏着银行卡的手心浸满了汗。

　　这张卡里存着我这几年的全部积蓄，二百万，加上我正挂在中介出售的房子和家当，也不过三百多万。

　　我有些急了。“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些笔钱，我怎么拿？！他根本没有罪，为什么要判他死刑？！法律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罪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那要看印秘书自己怎么说！”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万一印钟添一时糊涂自己认了罪，谁都救不了他。“陈律师，你没有别的办法吗？”

　　陈律师无奈地沉吟良久。“要不你去上面疏通疏通吧，你在北京有关系吗？”

　　是啊！南州市副市长的秘书因贪污巨额建设款被抓，副市长也被隔离审查，难辞其咎，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谁敢趟这趟浑水，简直是不要命了。

　　也许，真的只有上面的人有办法。

　　到了北京，几经辗转，仍求助无门。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意外地和一个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和职位军区的干部联系上了，中间通过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同事，绕得远了点，但绝对信得过。

　　我和他约在一个僻静的茶楼见面，只见他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纪，穿着便装，举手投足还是透露着军人的正统。他看来体型已略显发福，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不太像什么高层的干部。

　　我暗自有些失望。

　　“你就是薄冰？”

　　“嗯。”我点点头，把手中的资料双手递给他。

　　他一边喝茶，一边看完我的材料之，不时陷入沉重的思考。

　　“这个案子还有希望吗？”

　　他抬眼，一双精明的眼从银框的眼镜背后细细的端详着我。“有点难办，证据确凿，但……”

　　这一个“但”字，是我连续一个多月里听到的最美妙的词。我像溺水的人抓住了稻草，明知无济于事，却不愿松开最后的希望。“但？您的意思是……”

　　“也不是完全没有转机。如果能往深了追查，也许……”他顿了顿，意有所指。

　　我点点头，明白他的意思。

　　这个案子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印钟添一个小秘书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欺上瞒下，贪污巨额的款项。可所有的罪证指向他，案子已经基本定了性。谁能有这么大的能力，翻云覆雨，把副市长推到印钟添身上的罪名，推卸干净。

　　我刚刚燃起的希望，又剩下残留的火星。

　　“我想……有个人能帮你。”

　　听到这句话，我简直以为自己因为长期的紧张，产生了幻听。我又问一遍：“您说什么？”

　　“有个人应该能帮你说上话。”他郑重其事告诉我：“我帮你联系一下，你等我消息。”

　　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里面存着我全部的积蓄和新卖的房款。

　　不论我怎么说，那人坚决不收，说他只负责帮我联系，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想参与。

　　见他确实怕惹麻烦，我连声道谢，收起了银行卡。

　　第二天一早，我便接到那位干部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经联系到能说上话的人了，那人正在国际饭店的总统套房等我，房间是以我的名义定的。临挂电话时，他特意提醒我：事情成与不成，只看他的态度，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我来不及细想，匆匆换上一套蓝色的套装，连装都没来得及化，直接赶往国际饭店。一路上我都在反复思索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诚意，并一再提醒自己：无论那人要多少好处费我都给，就算借高利贷也要给。

　　毕竟，人活着，一切才有希望。

　　在国际饭店的前台说出自己的名字，前台的小姐立刻双手恭谨地捧出房卡给我。

　　“需要我带您上去吗？”一个服务生想我深深鞠躬。

　　“不用，我自己可以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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