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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反正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我认识的死人,我也不想见到。但愿这辈子也不要见到。"

  而且,像每次一样,这次的拜访直到冬妹离开,她也没有机会回到大路边她妹妹的这栋茅草房来。人们对陈清莲的姐姐一辈子不需要一个男人,不和一个男人结婚,并且不需要孩子,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猜测。可总是有那么多人想跟自已过世的亲人说说话,或者是请求冬妹姨妈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深受困扰但又深深忌讳的问题:比如某某家的孩子染上丹毒啦,最近家里人生病,吃药无效,想请冬妹姨妈的法眼看看怎么回事啦,或者是跟哪个死去的亲人讲话等等。他们会给她一些钱。她通常收得很少。

  接着,决定朵儿的命运的那一天来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的一天,陈清莲手里接到了一封从珠江发来的电报,上面简单地写着:速来,下火车打电话给我,以及一组六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朵儿,你宾二哥哥来电报啦。看来你明天一大早就得动身。"清莲手里举着那张电报,对抬起头望着她的朵儿说到。

  一切都是突然来到的,来不及准备也来不及作出任何思想上的反应,朵儿匆匆忙忙打点行李,一个蓝色的小背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两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里面一点儿仅仅刚够搭火车和大巴车的路费钱。在那个寒冷的初春的早晨,坚硬的地面上结了一层霜冻,清莲把朵儿送到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武汉省城的大巴车。只要有客上,大巴车总是随时随地愿意停车的。

  "小心点啊。"陈清莲咕哝着叮嘱她道。

  "妈妈,放心吧,我一定会挣很多很多钱回来的。"朵儿身上裹着件蓝色大棉衣,一些白色的热气从她嘴里呵出来,转身上了等着她的大巴车。车子开动,朵儿拧转头,目光透过结着白色雾气的车窗,看到穿着厚厚棉衣的清莲背脊挺得笔直,慢吞吞地沿着大路往回走,直到汽车离开,不能再看到她了。

  从武汉直达广州最快的一班火车也得要等到下午三点半。朵儿坐的那辆大巴车在十点钟到达火车站旁边的省汽车总站,这意味着她在火车站至少得再等上五个钟头。这儿的人如此之多,火车站的广场如此之大。广场的上空回响着"春天的故事"。侯车室和广场上到处是人。她给自已买了一张硬座车厢票,不敢随便乱动,就坐在候车室第四个检票口前面的座位上,眼巴巴地望着那个写有 "广州"两个字的指示牌。中午时分,她在旁边的小商店给自已买了一碗康师傅快餐面,她并不讨厌吃这玩意儿。等啊等啊,三点钟一到,不等二楼的广播里传出"三点半到广州的旅客请作好准备"的提示,检票口前面的队伍已经排成一条长龙。朵儿紧张地从座位上站起身。开始检票了。一出检票口,人们便发疯似地往火车各个入口处奔。

  直到挤上火车,朵儿才发现,上车的人并不是按手上的票位来找座位,而是谁先得到座位谁就有得坐。尽管她也夹在人群中使劲跑,她还是太慢了。不仅仅是没有座位,狭窄的过道里连站的地方也难找。到处是行李,到处是在莫明其妙挤来挤去的人,这些人怀着对新生活的热切憧憬之情,全都是被南方遍地是金这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传说吸引而来。其中不乏混水摸鱼的游手好闲之徒,野心勃勃的投机家,但更多的是像她这样,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南方寻求出路的北方农民。

  火车总算摇摇晃晃地开动起来,与她紧挨着挤在一起的中年男子的呼吸喷到她脸上,使她不得不把头竭力向后扭。在她的旁边,挤着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女人的臂弯里躺着一个小小的婴儿,睁着半开的眼睛;丈夫一只手拿只白色奶瓶,手臂上搭着件显然是他妻子的红格子呢子外套,肩上挎着一大一小两个包裹,整个人身上堆得活像个挂衣架。他还得必须用搭衣服的那只手臂挡住一根鲁莽地横过来的扁担,以保护他的妻儿。

  "他多可爱啊。这么小,就要带着他出远门吗?"朵儿看看躺在女人的婴儿,喜爱地问道。

  "没办法,厂里催得紧。"

  "怎么这么多人呀!"她又说,说话可以帮助她减轻初次出远门的惶恐。

  "是啊,过完春节,正是南下打工者回流的高峰期。大家都要赶回去开工。"男人的声音裹在热哄哄的空气里像是也带着热气似的,一边用那只手去挡那些在他旁边粗鲁地推来搡去的人们。

  "你们这是去哪儿?"朵儿问。

  "东莞。我们夫妇俩都在一家制衣厂里干活。你呢,小妹子,你到哪里?"年轻的妈妈热心地问道。这是个脸色疲惫,亲切温和的年轻女人。

  "哦,我去珠江。"

  "珠江?听说那里查证严得很哩,得要有边境证才行。"身上堆得像个挂衣架的男人这么说。

  "我有亲戚在那边。"朵儿不敢说她连个身份证都没有。因为按照中国对成年人的限定,在年龄上她还属于未成年少女。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广州呀?"她又问。

  "明天早上六点左右。"

  火车在广袤、寂静的田野间驶过。车厢里没有一丝空隙,勉强听得见火车前进时发出的单调的咣当声。只有靠窗坐着的人和站在过道外面的人才看得到外面,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每个人都耐心地等到下火车的那一刻,而不得不在这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站上漫长的十五个钟头。那些有幸得到座位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因为即便是一动也不动地坐上十五个钟头,那也是很折磨人的。火车进入湖南境内,朵儿脱下那件本来给她保暖,现在却成了累赘的厚棉衣。车厢里又闷又热。天黑的时候,婴儿开始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过了半夜,即使最坚强、穿得最体面的人也变得疲惫不堪,昏昏入睡。在站了九个钟头之后,朵儿迷迷糊糊地伏在她脚边的一个行李袋上,那只装有她全部家当的小背包紧紧抱在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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