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比脸干净(66)_蓝石

六六

　　5

　　第二天，我摇摇晃晃地去了姐姐家。这是我借钱的最后希望了。

　　姐夫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一连衰相地趟在床上。

　　“怎么了？被谁打成这样？”

　　姐夫苦涩地咧嘴笑笑，拍了拍床沿让我坐下。原来，姐夫因为在“九路”家具城抢活儿，被两个同行暴揍了一顿，打得鼻口蹿血，头上缝了十几针。可那两个家伙打完人后，不仅没说一句人话，还扬言，从今往后，不许姐夫去“九路”家具城拉活儿，否则，见一次就打一次。这也太熊人了。

　　“他妈的，难道拉脚的也加入黑社会了。不行，这事没完，我去找他们。”

　　“你去找他们行，但千万可别惹事，你就帮我说说好话，只要他们能接着让我进市场就行了，看病的钱我自个掏。”姐夫算是窝囊到家了。

　　“这个狗屁社会，你光忍是没有出路的。有些人就是犯贱，你不操他妈，他不管你叫爸。”

　　姐夫嗫嚅着嘴唇，轻轻叹了口气。我快步下楼找了家公用电话，给大斌打电话。

　　“喂，斌子，我是小峰。有个事想求你。”

　　“啥事，快点说，我正在开会。”大斌的口气不冷不热，让我很不自在。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我把姐夫挨揍的事简单地叙述了一遍。

　　“对不起，兄弟，你这种事我现在已经不管了，最近我跟朋友合伙注册了家保健品公司，做的可是正道买卖，现在我正在北京找投资谈合作的事，你要是有什么好买卖，咱们倒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被大斌噎得哑口无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住你家小区时，我从你手里拿了一万块钱，你看什么时候方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等我从北京回去，我请你吃饭。”

　　第二天一早，大斌的朋友把一万块钱送了过来。那天，我破例没有去“海风”，而是关起门来，与大平和小卫商量怎么去“九路”家具城教训教训那两个欺负我姐夫的混蛋。我们现在特别想找人打一仗，泄一泄心里积压太久的火气。

　　中午时分，我们兴奋地来到一家小理发店理了个光头，又到隔壁的小饭馆喝了顿酒。喝酒时，邻桌的食客看我们的眼神显得慌乱而胆怯，偷偷摸摸的。我们顿感信心倍增，竟大声吆喝着划起拳来。店主几次陪着笑脸想阻止我们，都被我们眼里的凶光吓退了回去。吃过饭，我们打车直奔“九路”家具城，找到那两个一脸猥琐相的家伙，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链儿锁，冲上去劈头盖脸地一通猛抽猛踹，打得那两个家伙血流满面，捂着头，像两个被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子一样，围着近前的几辆“倒骑驴”打转转，好一会儿，才醒过味来，杀猪般的“嗷嗷”叫着，抱头鼠窜地往市场里跑去。

　　打完人，我们并没有急于脱身，而是等气喘匀了，才镇定自若地相互对火点了根烟，然后，大平面色平静地摇着链儿锁大摇大摆地走在头里，我和小卫一左一右紧随其后。就这样，我们像一只舰艇划开人群组成的波浪，从容地拦了辆出租车绝尘而去。坐在车上，我们感到格外的充实和愉悦。

　　“我操，打仗比拍帕斯机还刺激还过瘾。”

　　“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打这么痛快的仗呢。”

　　“原来当流氓是件美差呀，怪不得有人一听打仗，后脑勺都能乐开花呢。”

　　“干脆，以后谁认识的人有事，我们帮着摆平，但价码得要高点。割一只耳朵一万，打折一条腿两万，挑大筋三万，直接扔轮椅上五万，明码实价。”

　　我们越说越激动了。下车后，我们在街边小摊上买了一些现拌的凉菜和啤酒，回到宾馆，关上门继续喝起来。

　　6

　　电视上的本市新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画面上，高雄戴着手铐脚镣，弯着腰，被两名警察押着，神情恍惚地走下火车。随着镜头的移动，一袋袋用透明塑料包装的海洛因出现在画面中。播音员说，高雄携带一千余克毒品，在云南返沈的途中，被警方在列车上当场抓获。

　　“天呐，一千克，那高雄这把肯定得‘靠墙’啊。”

　　“看不出来这个高雄，胆还挺肥的，是条汉子。”

　　“这就叫拼搏，成了要什么有什么，折了也痛快，一枪哏屁朝梁，啥烦恼都没有了。”

　　“我们也得琢磨点大事干，不能再这么带死不拉活地混下去了。”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听见大平问小卫，“咱们去敲海风的台湾老板一把怎么样？这家伙整天开着辆大奔，有钱的很。”

　　“是啊，光海风这一年来他也得挣个两三千万吧，只要咱们的口开得别太狠，他肯定不敢报警。”

　　“他要是敢不给，咱们就剁手指头自残。他见我们输红了眼，是要钱不要命的主，估计会乖乖地把赢我们的钱吐出来。”

　　“对，咱们也别多要，每人三十万。到时，我们把外债还了，剩下的钱够买个床子就行。我们还继续干代卖，重头再来。”

　　“反正我们现在是烂命一条，有啥豁不出去的。”

　　“说干就干，明天我们出去买家伙，后天，等他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咱们就行动。等会儿问问小峰，问他愿不愿意一块儿干。”

　　“我不管他干不干，反正我意已决，干定了。”

　　“我也是。这么活下去太没意思了，简直他妈的生不如死。”

　　“咱们一言为定。干杯！”

　　我在洗手间里被大平和小卫的对话惊出一身冷汗，蹲在马桶上，迟迟不敢出来。我是不会参与抢劫的，那太危险了，闹不好会出人命的。但大平和小卫的这个鲁莽的敲诈计划倒是提醒了我。我在报社当实习记者时，曾采访过一个在奉城红得发紫的女主持人。这个女主持人开着辆红色的本田跑车，车牌号的尾数是888，很扎眼很招摇。据说，她主持一场婚礼的价位不低于两万元，赶上双休日，一天能赶两三个场子。如果想办法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敲一笔，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想法让我渐渐激动起来。但我并不想将这个计划告诉大平和小卫，我想单独行动。原因很简单，对付一个纤弱女子，没必要兴师动众，我一人足矣；再有，即使三人合作敲一笔成功了，可谁又能保证，此事日后不被泄漏出去，提心吊胆的日子，会让我一辈子都活不安生，而一旦事情败露，等着我的注定是深牢大狱。

　　从洗手间出来，我犹豫着地拒绝了大平和小卫的提议。我的理由很充分，我暂时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大斌的公司想请我去当宣传策划的主管，年薪十万，凭我的交情，大斌说好可以先预付我一年的工资，这样，我就能暂时摆脱困境，重新上路了。

　　我之所以故意把大斌抬出来，是想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我真的害怕他俩怕我走露了风声，为以防万一，干脆先把我做了。我知道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但我感觉到此时他俩已如笼中困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的神经一紧张，敏感和多疑便也随之增多起来。

　　好在，大平和小卫并没有对我不参与他们的行动表现出疑虑和防范，甚至频频点头，以羡慕的姿态表示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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