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比脸干净(38)_蓝石

三八

　　我点燃一支烟，递到高小菲的手上。高小菲抬起头，并没有马上接过我递给她的香烟，而是用双手在脸上使劲胡撸了几把，抽了抽鼻子，才接过香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就又蜷缩着靠在沙发背上。高小菲脸上的浓妆被她胡撸得一塌糊涂。这时，高小菲突然笑了，摇摇头：“对不起，我今天喝多了。”

　　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安慰她说：“没事儿，谁没有喝多的时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高小菲并不理会我，端起茶几上的水一饮而尽，然后双手托腮，像是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只能默默地枯坐在床头陪伴着悲伤欲绝的高小菲。我知道，待一会儿，她肯定是要说点什么的，不然她不会大半夜跑到我的房间里来。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她的倾诉，然后尽力扮演好一个善解人意的听者。

　　高小菲又向我要了一支烟点上，开始了她缓慢的叙述。

　　高小菲中学毕业后，就托人在市木材加工厂建筑工程队当上了一名小工。为了每月能多挣五元钱，高小菲甘愿在工程队里跟男人们一样干一些和水泥、搬砖头的力气活儿，还要承受户外的风吹日晒。原因是她父母离异后，一家人就靠母亲微薄的工资养家度日，身为长女的高小菲下面还有正在上学的一弟两妹。后来，高小菲与队里的一个三级瓦匠草草结了婚。生完女儿后不久，高小菲经人介绍到了光明市场为摊主卖货。那时的“五爱”市场尚未形成规模，还只是一个自发的打地摊的早行市场。聪明的高小菲通过观察了解，渐渐地摸出了摊主上货的渠道，就干脆出来自己单干了。一开始，她的丈夫每天早晨还能骑着“倒骑驴”把高小菲和一包包沉重的货物送到市场，可当高小菲的生意稍微有了些起色后，丈夫就懒得再去上班了，整天游手好闲地待在家里，酗酒和赌博。

　　这让高小菲心里极不痛快，但也只能偶尔发通牢骚。说多了，还可能遭致丈夫不顾头尾的一顿暴揍，就这高小菲也忍了。直到有一天，丈夫因为嫖娼被抓，民警让高小菲拿三千元钱去派出所赎人后，高小菲终于受不了这份屈辱了，忍无可忍之下，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这个倒霉的婚离了。“我拿钱去派出所赎人的时候，简直就像被人强逼着，看自己丈夫与别的女人在床上鬼混，那种滋味简直让人连死的心都有。”高小菲咬牙切齿地说。

　　高小菲离婚的结果是，带着女儿搬出了两人共同建造的小家，在光明市场附近租了半间平房，大概也就五六平米的样子，还给了丈夫三万元钱。从此，每天清早上行，高小菲都不忍但又不得不把睡梦中可怜的女儿轻轻叫醒，然后蹬着“倒骑驴”带女儿一块儿去市场卖货。即使外出上货也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光明市场正式建成后，高小菲倾其所有买了一个摊位，随着“五爱”名声的逐渐大噪，高小菲的生意也越做越顺了。到了女儿上小学那年，高小菲毫不迟疑地把女儿送到了昂贵的私立小学。“我这么做是因为女儿打小跟我吃了太多的苦，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女儿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我这辈子算完蛋了，可我不希望女儿今后走我的老路。”

　　高小菲如释重负地长叹了口气。

　　回到广州，我和高小菲刚到“广宾”住下，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阿玲因为卖淫被行政拘留十天。

　　告诉我消息的，也是光明市场的人，四十多岁，尖嘴猴腮，一脸的猥琐相。这家伙每次找小姐，都要先用一双随身携带的一次性方便筷子，俯身低头，奋力扒开小姐的私处，又是仔细察看又是用鼻子嗅，像个严谨的卫生防疫员。末了，扔下一句话：“颜色有点深，不新鲜，味也不对，太腥了。”说完，便呵斥小姐赶快走，别把他的床弄脏了，好像他受到了奇耻大辱。仅仅这么折腾一番，他当然有理由不付嫖费。简直是个变态。很多小姐见了他，像躲瘟神一样，拔腿就跑。

　　这个变态竟恬不知耻地说：“玩小姐我可是技高一筹的人。该看的地方，我都看到了，甚至比你们真刀真枪干的人看得还要仔细。但我不必开销。我不是在乎那几个臭钱，主要是现在的小姐太不洁身自好了，不讲究卫生，干了容易得性病。那就得不偿失了。花钱买罪的事情，我可不干。有那些钱，多上几条裤子，才是正事。”如果你问他，既然如此，干吗把人大老远地叫来折腾一溜儿够，你缺不缺德呀。他却不以为然：“我那是替你们把关呢。我是大哥，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你们该感谢我才是。”听听，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我打车来到拘留所，没费多少口舌，一个敞胸露怀的警察就将阿玲带到我的面前，说：“只有五分钟。”

　　我以为阿玲见到我会羞愧万分，起码也应该有那么点不好意思。但阿玲没有，见面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白了也胖了点儿？”

　　我无言以对。面对眼前这个没心没肺的阿玲，我真的有一走了之的冲动。“既然你他妈觉得这里比外面好，那就随便找个理由，待在这里。很容易的。”我气哼哼地说。

　　阿玲低下头，眼中露出乞求宽恕的神情。“我，我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我他妈生的哪门子气，又不是我待在里面。我只是你的一个普通朋友，顺路来看看你。一说人家就让见了，如果稍微有点儿麻烦，我可没工夫跟警察啰唆。”

　　“别生气了，好吗？”两行泪水挂在阿玲腮边。一只手紧紧拽住我的衣袖，生怕我跑了似的。

　　我心软了，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不想问，你也别跟我讲是怎么进来的，都是大同小异，没什么新鲜的。你就直说，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用钱能把你赎出去，我现在就去办。我带着呢。”我拍了拍鼓胀胀的裤兜。

　　阿玲轻轻摇了摇头：“都定了，十天。我已经待一星期了。还剩三天。嗯，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买点儿方便面和罐头？”

　　“没问题。”我站起身。那个胖警察走过来，这就意味着接见的时间到了。“多买点，越多越好。”

　　我不理解阿玲要求的“多”是个什么概念。我买了两箱康师傅和一箱番茄鱼罐头、一箱红烧猪肉罐头，想了想，又买了两大袋的榨菜和十根双汇。这些东西，即使阿玲顿顿吃，也足够她吃上三八二十四天了。结账时吓了我一跳，花了近八百元。这家拘留所指定的小卖店的东西比外面足足贵出五倍都不止。怪不得，他们允许家属随时接见，痛快得没有一句废话。

　　出了拘留所，我感到浑身乏力，一步都不想动，便找了家街边的大排档坐下来。开始，我只是想歇歇，要了一瓶珠江啤酒，点了两个凉菜。一瓶啤酒下肚，天上忽降大雨，街道上的行人纷纷抱头鼠窜。既然如此，那我就安下心来慢慢喝吧。雨停时，我已经喝了六瓶“珠啤”。但我意识很清醒，连一点儿醉意都没有。我只是有些失落，又要了四瓶，并把吃剩的菜打了包，准备回到宾馆再接着喝。今晚我非他妈要把自己灌醉，我还就不信了。

　　刚上楼，一阵催命似的电话铃声传来，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那么急促、刺耳。来到门前，竟然是从我的房间里发出的。我打开门冲进去抓起电话，里面出现的却是忙音，差了一步。

　　我用牙齿咬开啤酒，咕嘟咕嘟灌了几口。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再次响起，是琪琪的声音。“我都给你打一百个电话了，干啥去了？怎么才回来？”撒娇的琪琪透出她的可爱。

　　“忙了一天，才进屋。这么晚了，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我从夜总会出来，在电信局的大厅。”

　　“冷不冷？”温暖包围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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