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比脸干净(2)_蓝石

二

　　“你他妈有完没完？哪那么多废话？赶紧滚！”大平瞪着对肿泡眼，怒视着拿货人。

　　拿货人这才匆匆走开。

　　我俩回到竹竿下，大平问：“你怎么批这么贵呀。人家是拿货的，你还以为能蒙住人家咋地，这些拿货的个个精着呢。你要是再这么喊价，一条也甭想批出去。”

　　“我没蒙他，再低我就不挣钱了。”

　　“你这货是多少钱上的？”

　　我犹豫了一下，撒了个谎说：“我，我是帮朋友代卖的。”

　　“批发返多少钱？”

　　“五十元。”

　　“操，返这么高，什么鸡巴朋友，这不耍你的嘛。”

　　我眨巴着眼睛：“不会吧。”

　　“啥不会。这货现在满市场都是，春节前这种货的确”红门“过，但也才批四十五块，现在早烂行了，批价也就三十来块钱。”

　　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像被手中的烟头烫着了似的，手一哆嗦，烟掉在地上。我神色慌乱地用皮鞋后跟在烟屁股上狠狠碾了一脚。

　　趁大平忙着卖货的时候，我故作随意地在市场里溜达了一圈。市场里起码有五六家的床子上挂着与我同样的货，一问，批发的最高要价才三十块钱，有一家床子上干脆用纸板写着“跳楼，零售价每条三十五元，不讲价”的字样，旁边还用红墨水画了几滴眼泪。无论颜色、做工、面料还是吊牌，跟我上的货别无二致。

　　我真的被人耍了。我恍恍惚惚地一屁股坐在旅行包上，狠命地抽着烟，大脑一片空白。

　　“你快把货送回去，赶紧弄点儿新货吧。”大平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劝我。我茫然地咬着下嘴唇，像个木头人似的机械地点点头。

　　快下行的时候，老黄笑眯眯地走过来问：“批点儿没有？”我傻笑着摇摇头，连屁股都忘了欠一下。

　　“别着急，慢慢批。做生意嘛，最磨炼人的性格和意志力了。”老黄对我的麻木之举并不以为意。末了叮嘱我：“明天你可得早点儿来，咱们市场天一亮就开始批货了。”

　　其实，我是半个月前才认识老黄的，在一个记者朋友过生日的酒桌上。当时我正琢磨着辞职的事，可又一时不知道辞职后能干点儿什么。听身边的老黄自我介绍说他是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工商管理员时，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试试搞服装生意的念头。我这个人一向自以为对服装还是颇有些品位的。上中学时，我穿的喇叭裤裤脚有一尺宽，盖在脚面上，走过之处，地面比笤帚扫的还干净，引得全班男生纷纷效仿。教导处主任曾当众将我的喇叭裤用剪刀剪成了布条，还恶狠狠地说我让你臭美，我让你臭美！我冷笑着，双臂环抱胸前，大义凛然得像个小英雄，愣是穿着“布条”在校园里招摇地晃悠了一整天，把教导处主任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上大学时，是我第一个穿猎装和打包西服，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件紫色灯芯绒猎装，还有那件金灿灿的打包西装。这样的穿着，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标新立异。为此，我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

　　那么，像我这样一个引领服装过潮流之人，如果去做服装生意会不会也能搞出点儿名堂，甚至一鸣惊人也说不定呢。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

　　所以，当老黄与同桌人碰杯时，刚随口说出一句，“光明市场有事，甭客气”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插嘴问道：“黄哥，能帮兄弟在你的地盘上租个床子吗？”老黄显然没有料到，他的一句客套话还没落地，就被人“接”了过去。老黄把一只白嫩的胖手攥成拳头状，放在嘴边轻咳了两声问：“谁用？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可顾不过来，要是你自己用没问题。”

　　“就是我自个用。”

　　“哦，是这样。”老黄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大约五秒钟，抬起头对我说：“我在光明市场是管竖街的，竖街是裤子一条街，专门批发男裤，你要是有兴趣干批裤子这行，没问题，床子肯定有，但不是固定的。谁家办休业你就到谁的床子去卖。”

　　“那，要是没人办休业呢？”我不放心地问。

　　“你只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只要有我在，保证让你的货有地方挂，这总行了吧。”

　　我兴奋地与老黄对干了一杯，问：“那你看我啥时候去合适？”

　　“随时，你只要头天通知我一声，第二天就可以上行。”说完，老黄掏出笔，写下了单位电话和传呼号。

　　我不大相信，一个小小的工商管理员会有如此大的能耐，以为老黄大概是在借酒劲儿瞎吹牛。但我还是将他的联系方式小心翼翼地揣了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辞职是需要充分理由的。不是对单位，而是对自己。我们那届大学毕业生正赶上国家不包分配的第一年，许多人都深感前途未卜，茫然失措。所以，大家憋足了劲儿，利用实习期间的机会，拼命表现自己，以力争换取实习单位的垂青，毕业后好有个安身立命的栖所。

　　我实习的单位是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小报。若是在往年，即使它主动调你你都未必愿意去。但现在不同了，事业单位人满为患，调人的大门早已关闭得严严实实，没有通天的关系，想挖门盗洞比登天都难。

　　三个月的实习期间，我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稿件，其中四篇还上了头版头条，无论是稿件的质量还是数量，在五名实习生里都排在第一位。总编辑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暗示我，好好干，小伙子，前途无量。我自己也以为毕业后留在这家报社手拿把掐。可谁料到，毕业分配时，唯独我一人被轰出了报社的大门。原因很简单，我除了工作表现优异外，其他方面可谓一无是处。我没有给领导送过礼，也没有为领导乔迁新居出过一分力，更没有听懂领导的弦外之音。想当初我还暗自嘲笑那几个只会舔领导屁眼儿的家伙，不学无术，为人世故，年纪轻轻只会拍马屁，不学好。现在看来，真正百无一用的是我。我懊悔过，也找领导理论过，甚至还大哭过一场。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尚未真正踏进社会的门槛，我就先摔了个四脚朝天。

　　情急之下，我只能委身于一家街道办事处当秘书。可不幸的是，报到那天，工会主席无意中看到了我的手书简历，喜出望外地吩咐我把院内的宣传栏重新抄写一遍。尽管我心里老大的不情愿，但我想自己是新人，给领导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尤为重要，就抖擞精神在严冬刺骨的寒风里，用排笔和油漆耐心地书写起来。工会主席在一旁不住地为我击掌叫好，并不失时机地把矮胖的党委书记拉过来说：“这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先借我用用。区里正搞迎新年爱国卫生活动，可我们这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写字像样的人。”听他的口气我连个人都不算，不过是个用得顺手的家伙什儿。

　　矮胖的党委书记大度地把手一挥说：“用吧，用吧，正好也让小青年到基层锻炼锻炼。”他妈的，难道一个狗屁街道办事处还不算是基层吗？他们想让我到居委会整天跟那帮戴胳膊箍的小脚老太太打成一片吗？但我什么都没说，灰溜溜地在工会主席的指挥下，开始每天到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大街小巷书写标语和卫生小常识去了。

　　春节过后，工会主席喜滋滋地从区里抱回一块“卫生先进单位”的牌匾。工会主席对党委书记说：“区里马上又要搞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了，这个小伙子我们还得借过来用用。”见我惊愕地张大嘴巴，又说：“这块牌匾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就这样，我回到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便又拎着油漆桶和排笔刷在漫天风雪中走街串巷了。我悲哀地联想到我的未来，一年有四季，每一季都要搞所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说我将年复一年地站在宣传栏下当油漆工了。

　　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愤然摔了排笔，踢翻油漆捅，找到党委书记气呼呼地提出：“我想回处里工作，我的工作是秘书不是油漆匠。”矮胖的党委书记深深地皱了皱眉头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如果对这份工作不满意，随时可以走人。”我听出了他的得意，他内心里一定清楚，我无处可去，不然当初不会点头哈腰地到街道办事处来上班。

　　从那一刻起，我就一门心思想辞职了。即使没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大不了干个体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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