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9)_舒仪

九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听着。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种方式，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象。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

　　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毕业后却设法加入了警局，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

　　“安德烈，”我终于瞅了个空子插进话，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什么样子？”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非常狼狈。”他看着我，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一直在哭，脸上身上全是血，我以为你受了伤，让女警替你洗过脸，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就把你带进问讯室，后来的事，你应该都记得。”

　　安德烈描述的，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我红着脸问：“就这些？”

　　他眨眨眼，“就这些。”

　　“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他说了些什么？”

　　“你说的，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他看着我，似乎有些困惑，最终摇摇头，“和你一样，什么也没说。你认识他？”

　　“不，只是好奇。”望着安德烈的眼睛，我忽然觉得心虚，“你干嘛这种表情？”

　　“幸好你不认识他。”他慢吞吞地说，“否则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

　　“为什么？”我睁大双眼。

　　“孙一直是税警和警察的目标。几进几出警局，没有足够的证据，每次只能不了了之。”

　　我有点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他身在犯罪科，如果我和孙嘉遇相熟，作为涉案警察，他自然需要避嫌。

　　“可是……”我迟疑地问，“每次都要花钱才能放人是吧？”

　　安德烈紧闭双唇不肯回答，但是他的表情分明已经默认。

　　我冷笑一声：“刚才还说不黑呢，中国人在你们乌克兰警察眼里，就是花旗银行。”

　　“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安德烈拼命摇头，“你听说过‘灰色清关’吗？”

　　我点点头。

　　“孙就有一家这样的清关公司，他帮助进口商偷税漏税和走私！”

　　“那又怎么样？”我瞪着他。

　　对我的是非不分，安德烈表示出极大的震惊。他凑近我，将近一厘米的棕色长睫下是碧蓝冷峻的眼睛，“玫，你太幼稚，我知道他是你的国人，可这里是乌克兰的土地，如果他违法就要接受惩罚。”

　　我不快地闭上嘴，表示和他无话可说。说我幼稚，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纯情。

　　灰色清关是独联体国家的一道独特风景，出关的进口商品，不论贵贱，拢堆儿按货柜算钱，没有任何清关单据，货主从此祸福自担。

　　即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真正内幕，但也知道这种清关公司，基本上都有当权的大人物做后台。简单说，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如果没有乌克兰当地政府的默许，灰色清关不可能如此猖獗。

　　在乌克兰的华商，提起灰色清关恨得牙痒，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按照正常的清关程序，进口商品均以奢侈品300%征税。以廉价为卖点的中国商品，不走点歪门邪道，难道让那些批发商喝西北风？

　　不过我确实没想到，孙嘉遇做的竟是这一行，一直以为他是进口批发商。

　　察觉到我的不悦，安德烈也不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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